徐剑锋

    迟到早退“罚款”1000元，为了上课从全国各地坐飞机赶来，开课前半小时先吟诵《孝经》。昨日，一堂面对纳税上亿元的福建民营企业家孩子的特殊培训课在北京翠宫饭店再次开课。（《北京青年报》6月14日）
    政府为什么替企业家“管教”孩子？相关负责人的解释是，主要是应民营企业纳税大户们的要求。
    关注“富二代”的“再教育”，在于为今后的“接班”发展“扶上马、送一程”。毕竟，民营企业家的“新老交替”，亦是事关地方经济发展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培训“富二代”有必要，可问题在于，政府的培训方式和介入途径是否恰当？这起码对应着以下的追问：一者，“官方版”集中培训，无形中会强化“儿子再无能也要接班”的“小农经济”意识，进而成为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的绊脚石；二者，即使是“富二代”，也只选择纳税上亿元的，难道培训也分三六九等吗？三者，纵观“富一代”的成功，靠的并非政府培训，而是市场检验。
    培训“富二代”可以有，但既不能背离市场规律，也不可越俎代庖，归根结底要防止权力越位与权利倾斜——在为“富二代”闲吃萝卜淡操心的同时，更应职能责任使然关注“贫二代”。从毕节4名留守儿童服毒自杀中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