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璟璟

    近日，南京一小学男生童童（化名），因没完成养母布置的课外作业，而遭到养母殴打、导致全身多处皮肤受伤。因为此事，童童的养母李某某，已被警方刑拘，童童被亲生父母带回安徽农村老家抚养。童童生父表示，“我们并不怪他们，也不怨恨他们，希望童童能尽快回到南京，继续上学。”童童也嚷着要回南京找妈妈，说妈妈平时对他很好，这次挨打是因为自己撒谎了，今后再也不惹妈妈生气。（4月6日《现代快报》）
    人心善变，世事复杂，若单单依靠法律调节，或许远远不足以妥善应对。以南京虐童案为例，此事刚刚爆出之时，听闻者无一不是怒火中烧。可随着后续报道的展开、更多信息的披露，这起虐童事件俨然又有了不一样的意涵。于是，我们看到了两个家庭的渊源，听到了当事男童的“意愿”——尽管这个“意愿”未必真实，有可能是迫于亲情压力，但童童今后在哪里生活、能否继续在南京上学，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高扬法律之剑严惩他的养母。
    在此语境下，呼吁“剥夺监护权”的网络发声，难免显得有些底气不足。事实上，经由此事公众更该确信，“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从来没有一套可以简单套用的行动方案。
    长久以来，我们的司法实践中，极少有由于虐童而剥夺父母监护权的先例。恰是有鉴于此，每有此类事情发生，舆论便会习惯性倡议“激活沉睡法条，依法剥夺监护权”。而从童童一事可以得知，每一个个案背后，都有着盘根错节的前因后果和情感纠葛，，这意味着，轻率地强行终止或转移监护关系，很可能会让受害儿童的境遇变得更糟。试想，若童童被交由亲生父母抚养，被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真的就是对他好吗？
    此事中，媒体所呈现的“后续消息”，无疑值得各方正视与反思。它不仅告诉围观者，要多些耐心、审慎发声，避免因道德义愤而干扰正常的司法活动；同时也提醒相关职能机构，要坚持专业主义的立场，仔细调查、周密权衡，从而做出最合适的决定。时至今日，整个社会最该在意的，并不是一个“大快人心的结果”，而是最终的结果是否有利于被虐儿童今后的健康成长。民政、司法等等部门，能否秉持清晰的标准，以富有说服力的努力，让此事妥贴收场？
    处置虐童事件，从来都是一个专业化、体系化的工作。这既包括基本事实的认定和依法裁决，更包括心理干预、社区矫治、定期回访等等具体而微的措施。凡此种种，我们的职能部门，并未形成一套成熟的工作方法与操作流程，这客观上导致了每每应对虐童案，都显得手足无措。也恰是基于此，司法机关几乎不会判决“剥夺监护权”——明晰现有执法水平与公共救助的局限，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虐童案总能引发轩然大波。
    显而易见的是，保护儿童免受家庭虐待，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每一个具体案件的出现，都是检验并提升职能部门工作能力的契机。就童童案而言，其最大的价值，绝非是否可以变成“剥夺监护权”的判例，而在于由其产生的执法、救助经验，能够给今后的“反虐童”提供参照。须知，避免给一起虐童案强加上各种额外的道德诉求，同样是各方的道义责任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