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翎

    被偷的钱包失而复得本是件让人欣慰的事，但失主王女士随后却遭遇了一段让她难受的经历。因为“好心人”不满王女士答谢的酬礼，随后便给王女士手机发送了大量污秽不堪的言语咒骂、威胁她。（《华商报》12月15日）
    一个原本让人称道的拾金不昧故事，剧情骤然急转直下，“好心人”变毒舌，让人错愕。一箱奶、两包烟、两包小吃，这点薄礼让“好心人”极不满足，抱怨“你也好意思，东西拿了，就两盒烟把我打发了”，进而称“以后我不会那么做了，好人难当！”甚至诅咒：“真可耻”“你的东西会再丢或让小偷再偷”……
    变脸的背后，可以看出这位“拾得人”对于“拾金不昧”的回报有着更高预期，王女士提到：“交谈中他还说，他朋友让他向我要几百块钱，说我肯定会给。”这可视为其拐弯抹角的暗示。同时，很可能是王女士的钱包里所剩现金无多，证件被挂失后对于“拾得人”无直接用途，因而归还失主不仅对得起自己那点微薄的良心，还可以收获“好人”的美名，以及朋友预测的几百元酬劳。如此看来，似乎很容易对其素质做出负面推定，比如认为其原本就是个唯利是图的家伙。
    但抛开其诅咒失主的狭隘心理，换个角度想想“索酬”的行为，或也不必一棒子打死。不是所有人都是道德高尚的君子，人性中有理性自私的一面，很多人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社会复杂，“拾金”很可能拾到麻烦，推高了做好人的成本；加之消费社会习惯于以钱估价，找失主、保管失物都需要成本，一些人对任何付出有回报预期或已成思维定势，其中也包括为道德估价。这种功利思维虽不提倡，但可尝试去理解。
    拾金不昧、助人为乐是主流传统价值观，也是居于道德范畴对人的无私做出的要求。但法理对“拾金不昧”和“拾金索酬”两种看似矛盾的做法都有所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09条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第112条规定：“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可见，“拾金索酬”的行为，尽管不符合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但是却并不违反法律。
    根据媒体的报道，国内的一些有偿招领公司都大多因走在情理与法理的边缘，而陷入生存之困。但国外有类似行业，被称为“报失业”，且均有立法支持。德国、日本、澳大利亚、法国等国的法律都为失主认领时给“拾得人”报酬做出了一定的比例要求。
    不管失物价值几何，寻物总是大海捞针，失而复得对于失主而言终归是极好的；遗失的个人证件，虽不能用钱来衡量，但倘若落入不法分子手里，不仅伤害个人信息安全，也增加了社会管理成本，因而，在对待“拾遗”这件事上，不妨对无私与有私均予以容忍，并进一步予以法制的规范。比如，设定报酬比例，合理补偿拾遗者耗费的时间精力，也划定有偿招领与敲诈勒索的界线，防止漫天要价；对无私的拾遗者，为其个人征信加分。让“拾金不昧”和“拾金索酬”都有路可走。2012年，广州市公安局就曾起草《广州市拾遗物品管理规定》向社会征求意见，提出对有主失物，失主领回时，可自愿按遗失物价值10%的金额奖励拾金不昧者，最后却遭遇执行难。不过，私以为，尽管对拾金不昧“返利”制度化尝试并不顺利，仍可作为一个解决拾遗矛盾的方向去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