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昌俊

    日前，河北省保康县尧治河村出台了《尧治河村婚丧喜庆事宜管理办法》，提倡勤俭节约，杜绝铺张浪费，规定领导家庭吸烟不得超过10元/盒，酒不得超过60元/瓶；干部家庭和中等以上收入家庭吸烟不得超过5元/盒，酒不得超过50元/瓶；普通职工家庭和普通村民家庭吸烟不得超过2元/盒，酒不得超过20元/瓶。（10月14日《楚天都市报》）

    依照村规，且不说如网友调侃所言，“如今到哪去买2元以下的烟”，更关键在于，村民办酒席选择怎样的消费标准，理当是个人之事，富裕起来了，消费标准提高，也是人之常情，不应该受到任何干涉。而村规中所列举的种种标准，显然无视了这一切，大有按“权力标准”代劳之意。

    更为讽刺的是这则“最严”村规中，其各项标准，均按照领导家庭、干部家庭、普通职工家庭三类而分，且“权力”等级越高，标准也越宽松。它以文字的形式对于干部领导的抽烟喝酒行为加以约束，看起来是一种“严加管理”，但延伸至一般村民，至少在实际效果上会形成对于村民监督权利的反制，最终很可能演变为“只监督村民，不监督干部”。而严格依照级别制定标准，权力等级、标准泾渭分明，可见官本位思维和等级观念的根深蒂固。

    倡导社会形成节约风气，确有必要，然而一旦这种倡导是建立在强制的基础之上，则悄然变味，丧失正义的基座。模糊权利边界，利用不受约束的权力来管理民风，更是背道而驰。而厘清权力与权利的合理边界，认清社会自治的必要，敬畏权利，则是权力者最该恪守的底线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