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聃

    前不久，媒体起底天津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曝出他“武爷”的外号——“武爷”，十分江湖，霸气侧漏。其实，很多官员在落马前都有绰号。比“武爷”更霸气的有，比“武爷”更黑道感的也有。记者粗粗盘点了一下落马官员的绰号，不完全，却已然五花八门，涵盖工作作风、生活作风，为人处事及贪腐特点。而这些奇葩绰号里，有不少都是民众曾经一起叫过甚至参与起名的。譬如“刘疯子”，譬如“教父”，譬如“曾大人”。（8月27日《北京青年报》）

    所谓落马官员的绰号，事实上就是组织的“盖棺论定”之外，社会对单个官员形象的另一种概括。虽不乏尖锐，却是对官声政绩的最鲜明描述。已经被枪决的湖南郴州市委原副书记、纪委书记曾锦春曾被老百姓称为“曾矿长”，是因为他在该市国土局局长任期间，要求开矿者必须和他见面，并贿赂进贡，如此才能获得开矿许可。几乎在每个落马官员绰号的背后，都有一段值得大书特书的故事。

    当那些或诙谐或反讽的绰号，轻易地就颠覆了落马官员此前严肃凛然的面目，不难看出它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特点是，这些官员绰号常常是由普通公众所取，然后被认同，继而广泛流传，它与官场中所谓的“老板”“大哥”等称呼有着本质的区别；另一个特点是，在官员落马之前，这些绰号常常只是在小范围内和私密场所内流传，一旦官员落马，它们就马上会出现在报章坊间。与此同时开始被流传的，一定还有着绰号所指官员此前种种匪夷所思的作为。

    定义官员绰号是民意的另类表达，而不是单纯的谈资，可能更为准确和接近本质。或许也可以这样说，为什么会出现落马官员的绰号？首先是因为其与民众认定的官员形象出现了偏差。作为公安局长，必要的威严当然需要，但此种威严绝对不是江湖习气的豪爽和做派，一旦武长顺长期沉迷于此种形象的塑造，想不被称呼为“武爷”也难。

    从以上意义来说，每个官员绰号对应的，事实上都是一道现实的监管难题。“武爷”绰号所指的，是对一把手的监督；“曾矿长”绰号所指的，是地方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用更大视野来观察，类似话题在不同地方都存在，只是程度有所差别而已。穷根究底，官员绰号之所以会出现，不过是因为他们手中有着过度集中的权力和社会支配能力，最终突破了职责边界和工作原则，权力江湖气和市井化，解读自然也就江湖气和市井化。

    正因如此，官员绰号绝对不是笑话，它应该成为看得见的警示和镜鉴。对于落马官员所在地方的管理者来说，他应该从这些绰号中发现问题，于官员落马后进行深度的纠偏式治理；对于那些尚且安然在位的现任官员来说，他同样有必要对照这些绰号，想想自己工作中存在哪些失误，不至于沦为被取绰号的类似结局。一样的道理，对于那些纪律监察部门来说，它们更有必要从官员绰号中发现违纪违法的线索。官员绰号绝不仅仅是一种民间修辞，它蕴涵着更大的治理启示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