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5月1日起，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在患者住院时须和患者签订不收、不送“红包”协议。各级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须设立统一投诉电话，并印刷在协议书上，医患双方的协议书，要纳入病案管理，归档保存。这是记者从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医患双方签署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的通知》中获悉的。（《京华时报》2月21日）
   
靠协议制医疗红包是锯箭疗伤
程绍德
    让医疗机构和患者签订不收、不送“红包”协议，其目的在于杜绝收受红包现象，改善紧张的医患关系。实际上，早在2012年，原卫生部发布的《公立医疗机构管理权力廉洁风险防控规则》中，就已明确规定医生不收红包、患者不送红包并双向签字，但实事求是地说，该规定并没有遏制住日益泛滥的医疗红包现象。这一次，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又如法炮制，再次发出类似的通知，但最终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还有待于观察。
    患者给医生送红包现象屡禁不止，甚至已成“公开的秘密”，归根结底是因为医疗资源不足且分布不均，而患者对医疗机构及医生不够信任，担心不送红包就得不到好的服务，更享受不到提前住院、提前手术、专家会诊等医疗待遇。有关部门要求医患双方签署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态度是坚决的，但是根源上的问题没有解决，医患双方走完了协议过程之后，患者送与不送、医生收与不收，还是依靠双方自觉。当然，就算一纸通知有很强的约束力，让患者不敢送，送了医生也不敢收，这也不过是锯箭疗伤，并不能改善当前紧张的医患关系。
    总之，对于收受红包的惩治，单靠一纸协议并无多少约束力，而必须从源头上入手加以根治。一方面，要加大医疗服务供给量，解决医疗供给不足的问题，满足患者需求；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医风医德建设，公平对待每一位患者，让患者对医疗机构及医生产生信任，主动放弃给医生送红包的想法。当然，对于个别公然违反协议，明里暗里有意向患者索要红包的医生，还要严肃法纪，一经查出要严格追究其刑事责任。

   
不治本却可标示态度
房清江 
    拒红包协议是否真的管用？这个问题早在2012年就曾引起广泛的争议。比较集中的意见，双向协议效果注定是有限的，一是形式上约束，二是可以为深入治理提供一个契机。仅此而已，无法解决蕴含在医疗红包背后的根源问题。
    一直以来，医疗红包呈现出“不送不安”、“不收不宁”的奇怪现象，不得不送与不得不收着实是种扭曲的社会心理。可见，一纸不送红包的契约，未必能够缚住附着在红包上各取所需的内心诉求。之于患者，医疗资源尤其是优质医疗资源供给不足、分布不均，呈现出的差异性，无法从根本遏制住通过利益输送博取优先权的冲动，并在世俗送礼文化的裹挟下，保持对“潜规则”的遵从。而之于医生，以药养医、医药不分的体制弊端，固化了职业的取利模式，扭曲了医疗的价值规律，医德与医术跟从业收入呈反比，红包成了弥补价值短板的一部分，依然保持反向激励的刚性。
    其实，医疗的信任也好，红包的泛滥也罢，都来源于制度。患者不送红包不安，送了红包又不甘，矛盾的心理还是源于对医疗制度的失信。治理医疗红包泛滥，治本之策还是要不断深化医改，促进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加大投入，促进医疗回归到公益的轨道上；转变医疗经营体制，促进业务行为和经营脱钩；转变医疗模式，完成以药养医到以技养医的转变，让医生用体面的、有保障的合法收入来体现价值，把患者送“红包”暗价值的选择变成理性阳光的支出。
    当然，医改之路且长且远，非一日之功。当下，医闹形成的医患信任瓶颈，需要从医风上寻找治疗的切口，拿百姓最反感的红包开刀，亦是无奈之举。所以，尽管双向协议不是最好药方，但是所体现的价值立场切合了百姓的愿望，治不了红包起码可以遏制红包，治不了本仍然可以为治本赢得时间。
   
首先要建立医患信任
普嘉
    中国传统的红白喜事、婚丧嫁娶时，红包是表达心意或礼仪的载体。曾几何时，收受红包成为了腐败行为，哪怕不涉及权钱交易，医疗红包也是当今医疗界的一大顽疾，严重影响医患信任和社会风气。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了中国人的“差序格局”理论，中国的“关系本位”同样影响着医疗行业。当前，医患不信任、不和谐的现象时有发生。医患双方大部分都是陌生人，部分患者希望通过在医院找到“自己人”的方法来增强对医生的信任度，从而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但医患之间从“陌生”到“熟悉”需要某种工具来完成，这就给医疗红包的产生提供了温床。
    有的患者会认为送“红包”后，医生便会尽心尽力，更认真诊断和治疗，使用好药，缩短住院时间、检查时间、手术等候时间, 让手术安全性更高一些，服务更周到细致一些，且建立一定感情关系后，今后续医会方便一些。送红包本来会增加额外的治疗成本，但部分患者会算这样一笔账：医院虽然有具体的收费标准，但在可收可不收的界限上都有模糊之处，医生有很大的操作空间。有些检查、用药什么的，能减则减，能免则免。想让病人在治疗上多花或少花几百上千元钱，那是非常容易并且无法查证的事情。这样一来，有些病人认为掏了“红包”给医生反而不会吃亏。
    如果每个患者都不需要进行关系运作就顺心地能治好病，红包现象也就自然消解。患者送红包存在“别人送我也送，花钱买平安”的心理，同样医生也存在随大流，人家收我也收，法不责众的心态。如果通过签协议，医生公开承诺不收“红包”，增加医疗服务的透明度，医生和患者之间不存在红包，收受红包“随大流”的基础也就不存在了。
    不过，签订不收不送“红包”协议只是看得见纸面上的约束，自律多少有些靠不住，还得靠外部的监管，建立健全监管机制，完善投诉举报渠道，接受外界监督，一旦发现医生收受红包，则加大力度查处，才能把纸上的拒绝红包协议落到实处。将红包治理纳入法治轨道，以制度维护患者利益，从而使患者放心、医者安心，增强医患普遍信任，进而消除医疗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