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翎
    最高人民法院9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公布了《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既统一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的裁判标准，也明确了举证责任，共18条的司法解释将于2014年3月15日起施行。其中规定，“知假买假”行为不影响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10倍赔偿，法院将给予支持。（新华社1月9日）
    应该说，18条司法解释从各个方面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竖起了“盾牌”，其中如“明星代言虚假广告要担责”；“药品不特殊，买了也能退”等条款都符合共识和期待。而“知假买假”可维权一条，因多年来存在的职业打假人甚至“打假公司”存在争议。此次的最高法解释也提及，职业打假不在规定的范围内，其不具有法定的消费者身份。
    近年来，国内的食品药品领域假冒伪劣屡禁不止，问题食品，制售假药劣药的“黑工厂”、“黑作坊”被不断曝光。其中，成本低、利润高、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加上部分消费者贪图便宜的心理，是促使制假售假泛滥的重要原因。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以来，以王海为代表的购假索赔之风兴起，此种现象被称为“王海现象”，成为法学界争论的话题。此类职业打假人，一方面有打假的维权意识，另一方面则是以盈利为目的，媒体称王海打假18年资产过千万元。一直以来，司法实践中，对“知假买假”的处理也很不一致。部分不但不予支持，相反认为消费者“买假”不符合消费者正常购物消费心理，完全是为了索要赔偿，甚至认为属于欺诈行为。此次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将职业打假排除在外，初衷或许也是避免这一条款沦为部分群体的牟利工具。
    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知假买假”可维权，理论上说是获得了主体资格，多了一种实用的监督工具，可以倒逼商家保证食品药品的质量，净化市场。只是现实中，维权行为很可能是出现在伪劣食品药品造成不良伤害之后，在这种情况下，相关司法解释可以起到对消费者的保护，避免商家以消费者“知假买假”为由逃避责任。此外，除了极个别维权意识较强的，在食品与药品领域，消费者主动地“知假买假”的可能不大。若真是“知假”，通常就是避开不买；若买了后发现是假，而食品药品的涉及金额通常不会太大，消费者也往往自认倒霉，主动维权的可能性很小。而真正愿意花时间来将此作为监督工具，并且对专业性较强的药品能做到“知假”的，可能倒是职业打假人更能胜任。
    所谓职业打假人，不过是市场假冒伪劣产品泛滥下的衍生物，这一群体之所以存在，正是基于制假贩假行为层出不穷。所谓无“制假售假”则无“知假买假”，倘若市场上假劣货匿迹，职业打假人也就自然失去了用武之地。尽管职业打假的功利性目的让其动机存疑，但不可否认的是，其行为结果在让个人获利的同时，对整个消费者群体的权益也是一种有效的维护，并在事实上直接促成了对一些制假售假商家的打击，是遏制制假贩假行为的辅助力量。而且，其在获益的同时，也要承担“误打”风险。
    因此，相关条款是否要对职业打假者另眼相看，值得一议。最高院民庭庭长张勇健也承认，职业打假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在笔者看来，与其将其排除在外，不如主动规范、引导和利用，发挥其“利”的一面。当然，倘若国人的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都能得到极大提升，形成“全民打假”的氛围，那么职业打假者自然也就可以退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