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伶娜

    2011年，教育部联合多部门下发的《关于妥善解决中小学代课教师问题的指导意见》规定，代课教师将获得数额不等的一次性补偿。2013年3月，云南省出台实施细则，补偿进入实质性阶段。云南的10余万代课教师将获得人生最重要的一笔补助，同时迎来一道证明题：自行举证证明代课经历。但乡村教师们普遍缺乏物证；证人也大多年老或死亡。在艰难的自证前，贫困、衰老的云南昭通市盐津县代课教师程兴贵无奈自杀。程兴贵投瀑布1个月后，他的25.5年教龄终获认定。（《南方周末》9月5日）
    笔者当年的启蒙老师也是一位代课教师，在知识的传授方面，代课教师中不乏佼佼者。无论存在何种争议，不可否认的是，代课教师在师资力量匮乏的地区，在三尺讲台上，作出过积极贡献，理应让他们有体面、有尊严地离开。从教育部下发的指导意见，到云南省出台的相关实施细则，都体现着这一政策善意。像代课教师程兴贵这样，我们相信只是个案。但是，一个旨在改变代课教师生存境遇的政策，为何成为这一群体面对的新创口？值得反思。
    对于收入微薄而清贫半生的代课教师而言，这笔一次性补偿或是他们中大多数人生平获得的最大一笔收入。“8年，6640元，相当于这个农村家庭3年的收入。”更重要的是，这也意味着对个体职业经历和尊严的最后认证——这或许也是程兴贵因为无法自证而陷入精神崩溃的最重要原因。“自证教龄”的关卡，大多数代课教师或都难轻易跨越。从信息技术不发达的年代走来，保留个人职业经历的证据并非易事，且时日已久，很多代课教师都没有工资单；盖有公章的备课纸又被当做“废纸”；对那些年事已高的代课教师而言，让与自己同龄或更高龄的人证“当面作证”，也是显而易见的难事。
    这道“证明题”，究竟该谁来解答？疑惑是，对于代课教师，当地教育主管部门难道不曾对其教龄做过登记？他们的人事信息难道不曾纳入档案资料？向其发放工资的部门难道没有过备案记录？如果没有，那么相关部门是否存在管理失职，如果有，官方提取这些资料进行认证也远比个体自证更为容易。就算是自证，认定程序何不灵活、变通一些？当人证因病无法现身时，工作人员能否上门核实？
    设置“自证教龄”这样的关卡，固然可以降低政策落实的成本，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弄虚作假，但仍存在推卸责任和懒政的嫌疑。一个善政的本意，原在抚慰和温暖民心，如若因为实施不当，不能“解怨”而反让新的积怨萌发，是谁都不愿意见到的局面。因此，要让相关群体真正受益，或还需要在推行和无私执行的过程中，多些人文关怀和人性化考量，多些灵活的“有情操作”，方能最终体现政策诚意。希望这起以死自证的悲剧能引起重视，成为代课教师补偿政策及时修正或执行方式改进的契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