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扬
 
    江苏省盐城市下辖各县市区，多年来以红头文件形式要求各级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等为当地红会的“博爱万人捐”活动捐款，并按级别规定数额，直接从工资中代扣。面对舆论质疑，江苏省红十字会副会长李新平回应称，这些财政供养人群的收入相对稳定，理应在社会捐款中起带头作用，对他们提这样的要求，“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南方都市报》5月21日）
    强制捐款屡见不鲜，但大多数是变相强捐，即打着“自愿”的旗号，以各种方式逼着人们不得不捐款。而像盐城市这样，以政府红头文件的形式公开强捐，以直接扣工资的方式强令服从，显然是连一块“自愿”的遮羞布都不要了，将强制捐款演绎到登峰造极。
    财政供养人群收入稳定，但这是他们的劳动所得，任何人都不得强占。公职人员理应在捐款中起带头作用，但愿不愿意带头得凭自觉——自觉自愿既慈善的最基本原则，也是一条不能突破的底线。
    红会的领导人最应该懂得这个原则和底线，但堂堂省级红会副会长，居然认为这样明目张胆的强制捐款“一点都不过分”。如此强词夺理、颠倒是非，有辱自己的身份，只会让红会的声誉进一步受损，人们甚至怀疑：红会募捐不成，莫非要改走强捐路线了？
    在某种意义上，“强捐不过分”比强捐本身更可怕。在这一思维主导下，所谓“慈善”就会变成侵占公民财产的工具，所谓“献爱心”就将异化为巧取豪夺的幌子。
    善良的人们往往认为，强制捐款虽然不对，但出发点是好的。李新平也说，盐城市这样做“出发点是好的，体现了党委政府在关注弱势群体，解决他们的一些实际困难”。然而从本质上说，强制捐款其实是一种责任转嫁——把本应由地方政府承担的扶贫帮困责任强行转嫁给捐款者。民众当然可以为政府分忧，可以参与扶贫帮困，但这不是公民的法定义务。公民的法定义务在于照章纳税，将税款交给政府来救助弱势群体。
    强制捐款，说得轻一点，与乱收费、乱罚款没有什么区别；说得重一点，相当于非法侵占他人财产。某些地方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公然强捐，如此违法行为竟然畅行无阻多年，实在是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