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新任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会长纪宝成感慨道，现在的职业教育招生困难，有的高职院校录取分数中还不足百分，上高职往往是无奈之余的选择。究其因，是因为现有的制度使年轻人“拥抱资本、疏远劳动、轻视劳动者”，导致职业院校受冷落。（《中国青年报》4月15日）
    纪宝成既讲出了职业教育所面临的问题，还指出了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大症结。从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特点来看，劳动力素质对经济发展的效率和质量有重大影响，如果职业教育的水平跟不上，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便将受制，堪称一种内伤；同时，“轻视劳动者”也使得职业和劳动在概念上分出了贵贱，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形成。所以，这种价值观的流行，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难以承受之痒。
    “轻视劳动者”的现象，是对普通劳动者制度歧视的产物。一直到目前，对普通劳动者的实质性保护仍嫌不足，不少企业并不完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落实劳动者的基本待遇，而且凡涉及劳资纠纷，一些地方的管理部门对资方有意偏袒，使得劳动者的维权成本很高，维权成功的机会十分渺茫。如此背景，使得人们对于从事普通的蓝领工作颇多忧虑，毫无信心，从而直接影响到对于升学意愿的选择。
    制度歧视久了惯了，甚至逐渐形成了文化歧视，乃至普通劳动者开始出现职业和身份的自卑。言及此，眼下就有一个鲜活的例子——2000年因卖肉而闻名的北京大学毕业生陆步轩，近日回北大时痛心地表示：“我给母校丢了脸、抹了黑，我是反面教材。”据说他说这句话时“几乎哽咽”。其实，在他最初卖肉之时，大学毕业生下海、体制内人士辞职创业的事情都不鲜见，相信他当时选择卖肉这一行业时，肯定没有现在这般自认不堪。他现在这么说，不过时势使然——当上公务员、终于进入体制内的陆步轩，应该是通过对比，清晰地体会到了做一名普通劳动者的痛楚之处。
    正因如此，虽然我一直认为北大毕业生卖肉也是正常的事情，但对陆步轩此次的表现倒也能够理解，相信他并非矫情。
    有人或许会说，这种文化的歧视与自卑与传统有关，其实并非如此。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虽然相对崇尚“劳心者”，虽然将社会分为“三教九流”，虽然充满对某些社会阶层的歧视，但歧视一般并不及于真正的“劳力者”；相反，譬如像“躬耕陇亩”，还是相当光荣乃至高贵的行为。
    所以，要纠正“轻视劳动者”这种社会风气，惟有从制度入手，当普通劳动者能够享受到真正的制度公平，从普通劳动也能够获得足够的收入和尊严，这种风气自然会被扭转，经济社会发展自然也就走上更健康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