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7N9禽流感疫情无疑是本周最受民众关注的话题。除了日常的信息通报外，也有一些非常规的举动广受热议。日前，南京市城管局发出了“最后通牒”，4月9日24点前，南京市区范围内（涉农除外）居民须自行处理饲养的家禽家畜。于是有的居民“挥泪斩鸡”，还有的居民为了给鸡留条活路，不惜“百里送鸡”，景象相当的悲情。
    《北京青年报》发表题为《“全城杀鸡”是否过激？》的评论认为，全城杀鸡的初衷是善意的，可以理解，但是否有必要把一个城市的活禽全部赶尽杀绝，似乎值得商榷。毕竟，部分活禽是家庭所养，对居民是有一定价值的。而且，活禽正常交易也可以对物价起到一定稳定作用。比较可行的办法是，进行精准扑杀，即对于已经确认感染H7N9禽流感的市场和片区内的活禽进行扑杀。从民生角度出发，尽管防控疫情政府和居民都有责任，但坦率说，H7N9禽流感是一种公共疫情，政府承担的责任应该更多一些，比如，政府在全城扑杀活禽时，如果采取补贴的方式，不仅有利于居民配合政府工作，而且还可以减少居民经济损失，因为家庭饲养活禽多是经济型养殖，是有经济成本的。
    《新京报》评论则从更为专业的角度对此事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从目前的疫情来看，H7N9禽流感病毒的宿主和传播者，还没有定论。中国科学院的相关研究发现，H7N9禽流感病毒的源头可能是鸭、鸡和野鸟，但无法确定哪一种动物是H7N9禽流感病毒的天然宿主。现在的研究也没有证明，H7N9禽流感是从鸡或者什么家禽身上直接传染给人的。在病毒宿主和传播者都没有定论的情况下，就对家禽家畜“大开杀戒”，是否有些紧张得过了头？在H7N9面前，各部门多一点小心是必要的，但一切的防控工作，都应该有科学依据。超出科学界限的“过度反应”，不仅损害居民利益，也可能营造新的恐慌气氛。
    政府该不该“闻鸡色变”，还有讨论的空间。不过必须承认的是，政府在此次禽流感事件中所表现出的应对能力，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与SARS明显不同，H7N9和禽流感从一开始就不是禁忌词，相关病例和死亡人数，也没有秘而不不可宣。虽然微博上不时有疑惑，甚至有一些传言，但是及时公开透明的信息，给人们提供了良好的判断依据，很少有人轻信传言或以讹传讹。当然，也不乏质疑的声音，但正如有评论所说，“允许质疑才有公众理性”，理性不是凭空建立的，也不能靠简单的倡导就能实现。信息公开，应对有方，允许质疑，及时回应，才可能最大限度地构建公众理性。
    不仅事关我们切身利益的时候需要理性，有些看似与我们毫无关联的事情上同样要保持一种理性的态度，由此才能形成一个充满秩序感的诚信社会。新媒体和社交平台带来了信息传播的迅速和多元，也带来了泛滥成灾的假新闻，继“深圳最美女孩”假新闻后，最新一条流传甚广的假新闻是“乞丐流浪9年获700万元财产补偿”。假消息有何种魔力，让人们又出于什么样的理由就轻易相信了？《中国青年报》冰点时评指出，轻易相信，又轻易怀疑，看似对立和矛盾，其实是同源同构的，实质都是人心的浮躁所导致的辨别力的退化。对公共事件和新闻信息的判断，缺乏起码的原则和理性，而是在从众和标签化中选择站队。当一个人的思维退化到了“站队”的程度，成为无脑的人，一边轻信着一边轻疑着，就可以理解了。
    有假消息就有真消息，但其实两者还有一种不真不假、真假莫辩辨的消息。近期受天然气涨价传闻影响，部分地区居民开始排队囤气。对此，国家发改委价格司专门公开辟谣。然而，主管部门的安抚之声尚余音绕梁，长春市民用天然气便开始提价，涨幅高达40%。与一边倒地质疑“涨价”的主流声音不同，经济学博士马红漫在《南方都市报》上的专栏文章给出了不一样的解读。数据显示，天然气在世界能源结构中的比重不断加大，平均为30%左右，而中国这一数据仅为4%左右。可见，正是价格失序缓滞了天然气对传统煤炭资源的替代步伐。显然，能源价格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涨价，而是要抑制垄断、行政过度干预等非市场化因素蔓延，通过竞争破解价格定位难题。在信息对称、竞争充分的语境下，天然气价格改革才可能更加顺畅和彻底。看来，做到理性思维，还需要一点专业范儿。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日前，刘志军受贿、滥用职权一案，已由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依法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已依法受理该案，将择日开庭审理。其实对于刘志军，公众谈论他的情色八卦要远多于他所犯罪行。不知何故，这个话题的讨论并不热烈，也因此《新京报》的一篇评论就显得比较难得，文章指出，在公诉刘志军之际，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公权力机构，显然不应仅仅关注，刘志军受贿数额是不是又破了纪录、玩弄了多少女性等吸引眼球的内容，而是更应该借助法律的审判，案情的公开，去反思——何以会出现刘志军？是怎样的公权失控、约束失效，令一个共和国的部长堕落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