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宗明

    2012年12月25日，山西临汾市境内，由中铁隧道集团承包施工的吕梁山隧道发生爆炸事故，但这消息却是几天后才被披露。12月31日，山西省有关方面出面回应，确认事故存在，并称责任方涉嫌瞒报。
    这起事故瞒报，产生了不小的舆论“冲击波”。在媒体近来的后续报道中，山西省代省长李小鹏对此感到“愤慨”“震惊”和“自责”，并表示将这次事故调查调高档次，由省政府成立专门调查组。国务院也表态，要从重惩治瞒报行为，以儆效尤。
    瞒报之恶，在于以封存真相的方式来文过饰非、逃避罪责。事实上，在当下，在生产领域实现“零事故”，虽契合民众期许，可限于技术短板、防范缺位等，“绝对安全”只是奢望。在事故发生后，责任方理应及时通报，自觉公开，以承接公众知情权、监督权，这是对死伤者的起码慰藉与应有担待，也是规避重蹈覆辙的不二路径。
    只可惜，瞒报谎报的恶例，屡禁难止。掩人耳目，采取瞒天过海的策略，也成某些管理者应对事故时的“条件反射”。如果说，事故发生总有“复杂成因”，甚至是带些偶然成分，那么，瞒报无疑是人为作恶。它延宕了信息公开的最佳时机，也损害政府公信力。信息不对称，或助长谣言，造成信任断裂。
    媒体曝，在吕梁山隧道事故案发当日，当地政府就已介入，可在6天后，事故才被官方确认。在此过程中，已有网民在微博曝光事故，称“造成60名工人惨死，多人受伤”，这消息迅速发酵。如果不是“网民曝”，恐怕事故浮出水面，还会被责任方的“捂盖子”延误。
    在安监部门一再重申“严禁瞒报”的情境下，涉事企业、地方政府仍关上门，对事故隐瞒不报，企图“雪藏”真相，隐匿过失，其危害不可小觑：关键信息的不透明，会催生“流言”，引发负面想象，增加信任隔膜；而被动辟谣，又往往会在跟传谣的赛跑中慢一拍，加剧政府的信任流失。
    新华社在事发后，于《三问山西中南铁路南吕梁山隧道事故瞒报》一文中，接连发问：究竟谁在瞒报？涉事单位抛出的“项目部经理”，果然就该负全责？若要彻查，怎样才能毫不姑息？当地政府反应滞后，是否该启动对相应官员的追责机制？这环环相扣的拷问，也正是民众的心头之惑。
    可以肯定的是，涉事企业蓄意瞒报，已成事实：无论是伤员被诡异地送往“距事发地368公里以外的孟州市人民医院”，还是对遇难者遗体安置的秘而不宣，都在坐实瞒报的动机之恶劣。假如说，自觉的信息公布是种道义补救，那么，责任方已背弃这种责任担当，构成对公众的“二次刺痛”。
    而今，主管部门表示“从重惩治”，也是对瞒报“零容忍”的立场宣示。但问责，难以为瞒报现象画上句号。对人本伦理的回归，应投影在制度惯例的构筑上——对死伤者名单等灾难信息的公开，应无保留，并削减缓冲期，对瞒报缓报形成足够的牵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