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龙贵

    在过去的两年间，河南省许昌市东城区拆迁领域60余人相继被检察机关批捕、起诉，加上数人潜逃，东城区征地办全军覆没，日常工作全面停顿；动迁中心也只剩下数名工作人员勉强维持。所有的涉案人员，以拆迁之名“团购”了许昌市东城区的拆迁事务，为自身谋取利益，贪污、受贿的涉案金额动辄数百上千万元。（《检察日报》12月18日）
    上帝欲使人灭亡，必先使人疯狂。这句话用来形容发生在许昌市拆迁领域的这起集体腐败案件，再贴切不过。诸如“征地办全军覆没，动迁中心也只剩下数名工作人员勉强维持”等表述，事实上清楚地表明，当地征地办和动迁中心这两个正儿八经的正科级单位已经名存实亡。
    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无论是腐败的性质还是社会影响力，这起腐败案件确实都达到了让人无法想象的程度，颠覆了公众对于腐败的一些习惯认识，某种程度上也说明，在个别地方，权力腐败正朝着低门槛、低技术含量的方向发展。
    其一，腐败与级别无关。通常来说，贪腐的能力与官位的大小、所掌权力和资源的多少是成正比的。然而在这起腐败案中，不少涉案人员均为普通的基层公务员，手中也并没有呼风唤雨的实权，然而贪腐起来却丝毫不逊色。以王春喜为例，其不过是一名普通科员，然而在短短27个月间，总涉案金额高达1353万余元，平均每月有50多万元黑金进账，其贪腐金额甚至超过了其上级。
    其二，腐败与身份无关。在这场“组团腐败”中，不仅负责拆迁的官员之间达成了彼此合作、互不干涉的“默契”，而且被拆迁的村民和负责拆迁的官员也携起手来，一反“拆迁队大战钉子户”的常态。利益的诱惑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权力的底线一旦失守，良善以及对法律的敬畏便随之沉沦，贪婪像病毒一样传染至任何一个看似毫不相关的人。这个时候，身份不再是一种障碍，只要身处这个利益链中，都会毫不犹豫地成为腐败的参与者和帮凶。
    其三，也是最让人莫名惊诧的一点，是腐败有时候甚至与个人的贪欲无关。在这起非典型腐败案中，有一名非典型的腐败分子，他叫代军峰。30多岁的代军峰在征地办是一个最不起眼的角色，连科员都不是，却也“不得不”贪污受贿了近800万元。其实他家中并不缺钱，他的贪污所得直至案发一分钱也没动。在问到为何要贪污受贿时，代军峰交代：“开始不习惯，后来就慢慢接受了，也就是从众心理，大家都这样做了，我不做会显得不合群。整个单位的人只要在职权范围内，每件事都想法搞些钱，不搞钱就不正常了。”
    “不做会显得不合群”、“不搞钱就不正常”，虽有自我辩护的意味，却绝非矫情。事实上，“圈子”是贴在官场乃至于整个社会的一纸醒目标签，置身于官场就是置身于一个巨大而无形的圈子之中。某些时候，决定一个官员仕途沉浮的不是能力，而是与“圈子”的亲疏程度；影响一个官员行为的不是法律与制度，甚至不是个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水准，而是与“圈子”能否保持步调一致。在“圈子文化”的影响下，个别地方的官场呈现一种“劣币淘汰良币”的状态，权力伦理为某些“灰色共识”所取代，好官向恶吏臣服。“圈子”像一顶保护伞，巩固着腐败的利益共同体。“圈子”又像一个无底的黑洞，让深陷于其中的所有人无力自救。
    腐败“圈子化”，既与一些传统陋习有关，更源于监管的碎片化。据悉，按照当地的总体规划，许昌市东城区是许昌市未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官方立志将其打造成“法兰西风情社区”。或许正是在这样急功近利的政绩驱使之下，当地在规划东城区拆迁初期所制定的严格的审查制度，以及征地与拆迁分离的原则，很快就在“工作量太大”的借口之下变得形同虚设。由此不难看出，当地不仅没有建立起一套成熟、高效和稳定的监管体系，而且这种非常脆弱的监管还时常被某种政绩诉求所破坏。
    “一损俱损，一荣皆荣”式的“圈子化腐败”，再一次重申了一个常识：缺乏有效的监管，就没有规范运作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