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北京120急救中心医生王雨竹发微博称，接治病患现场到医院短短不到3公里的路，足足走了40分钟，几乎无车避让，他亲眼目睹一位处于“临终状态”的车祸伤者停止呼吸。事后王雨竹披露事件全程。北京急救中心副主任范达确认，急救车遭遇“不让道”现象很常见。（12月12日《中国青年报》）
   
    解急救车“之困”须“救护下放”

毕晓哲

    为解决救护车面临的道路拥堵问题，以及在行驶过程中其他车辆不自觉避让的问题，北京市拟立法明确急救车优先路权，对不自觉避让的车辆实施重惩等，以及一些城市为了急救病人实施的应用急救摩托车的辅助方法。北京市早在2009年就将“配备100辆急救摩托车，满足早晚交通拥堵情况下城市急救需求”，列入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甚至还有人建议采取直升机救护模式等。总体而言，立法的或创新型的救护模式依然属于治标不治本的方式。城市日益扩大和发展，道路交通状况只会进一步资源狭窄，救护车“堵”的现象也只会加剧，直升机模式并不是常态，而急救摩托车也有“堵”的时候，其他车辆在特殊天气和特殊路段也有想让也让不了的时候，这些现实问题仅仅靠上述手段无法解决。
    在笔者看来，现行救护机制和救护模式最大的问题在于医疗资源过度集中，尤其是优良的救护资源过度向大医院集中的现状。这种优质救护资源过度集中的现状，必然会有一部分远离优质救护资源的患者面临着“等”救护车的问题，而一旦有“等”的过程，不仅可能会贻误最宝贵的抢救时机，也因为救护路段的延长增加了被“堵”的可能性。解决现实中救护车被“堵”现象，比较妥善和科学的方式不如“下放”优质救护资源。下放救护资源，一方面体现在救护常识知识和技能的“下放”上，譬如，一些城市广泛开展基层救护人员的培训，加强社会人员自救互救的能力。山西省急救志愿者协会成立两年多来，针对可能群体、地区已免费招募、培训了一万多名急救志愿者，并大力向社会普及急救常识，在“急救黄金时间”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不仅更多的抢救了患者生命也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大医院救护车的部分功能。
    另一方面，“救护下放”离不开设备、器械和高素质急救医护人员的下放。大医院设有急诊科，在社区医院今后也应逐步完善和设立急诊室，其一，培养符合社区居民需求的自有急救人员；其二，可以采取大医院优秀急救医护人员“下基层值班”方式。政府方面只要做好政策指导和财政拨款工作即可。路堵了不能光盯着路，救护车被“堵”不能光盯着救护车，换一个角度、换一个思路，真正科学合理配备稀缺的救护资源，一些交通状况的不利和道路的短板，是能够大幅度克服的。至少，从目前的现状分析，强调救护车的优先权和社区救护资源的完善，应是一个“两手抓”的问题。
   
   
    不能全怪司机“不让道”
   
    普嘉
   
    在一个拥堵的城市里，就算急救车也不能幸免。这倒未必全怪周围司机不给急救车优先通行，当一个狭窄的道路被堵得水泄不通，每张车都动弹不得，就算想让道，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此路被堵，真有车愿意让道，那也不是一两张车的问题，而是这条路上所有的车都要让道。为急救车挪腾出一条路肯定耗时耗力，每张车各自为政，没有统一调度管理，破坏原本的顺位，只会让交通秩序更糟糕、更难通行，可能还不如让急救车等待一会，跟着所有的车辆鱼贯而出，这样的效率反而更高。
    没有哪张车愿意被堵，也应该较极少有车故意给急救车“挡道”。当急救车上的医生抱怨别的司机不给他们让道时，前提是看别的车辆有没有道路可让，要是周围车辆一样遭堵，再去谴责他们不给“绿色通道”、“见死不救”，就有些强人所难了。城市交通纵横交错，排除路障因素，车辆拥堵最常见的原因是等红灯，等红灯与其说是等绿灯亮，不如说是等待前面路口的行人或车辆通行。这样一来，急救车遭遇的“不让道”，不是急救车周围的车辆不让，而是前方路口的车辆和行人不让。于是，解决办法不是让旁边车辆司机给急救车让道，而是让急救车从医院到目的地的行程中一路绿灯。这时候需要交通信号灯智能化管理，让急救车到就近医院的线路中畅通无阻，让绿灯多为急救车留一会，让交警多急救车服务一下，这也是交通文明的一个标志。
    如前所述，急救车被堵不能全怪别的车辆“不让道”，同样遭堵的车辆也是无能为力，那么一条即将实施的新交规就显得不尽合理了。下月起试实施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把不让行急救车纳入扣分细则中，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超车、让行的，或逆向行驶的，一次记3分。很多车主都愿意让行急救车或者消防车等车辆，他们更关心的是大家都堵在那儿，确实设法给急救车让路的情况下，是不是也要扣分？要是没有别的举措，仅仅苛求司机“不让道”，那么急救车前方车辆、旁边车辆将成为“冤大头”。
   
    必须确保急救车不被挪用
   
    朱慧松
   
    急救车享有优先通行权不仅是法规所要求的，也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屡屡不能落到实处。其中固然有部分司机缺乏公德心，法规意识淡漠的因素，而笔者觉得一些急救车被挪作他用也是一个因素。
    毋庸置疑，急救车是患者的救命车，接送患者本应是急救车的唯一使命。可如今的急救车却被赋予了很多新功能，媒体屡有报道，有的急救车成为医院领导的座驾，专门用来接送领导上下班；有的急救车成了旅游车，拖着医院员工到景点游山玩水；有的急救车成了买菜车，车子红灯闪烁、警声大作，里面却摆着几筐青菜，原来是被医院食堂借用了；有的急救车成了送学车，每年高校开学时，校门外总能看到外地牌照的急救车，这是送孩子来上学的……
    本该救人于危难之中的急救车被频频挪用，医疗机构这么做不仅会浪费公共资源，更有悖救死扶伤的神圣使命。而这样的事情多了，频频上演“狼来了”，其他车辆司机也会质疑街上急救车的用途，在心里琢磨着，别看这急救车风风火火的，猛按喇叭，一个劲地催着让道，没准就是一辆买菜的急救车。这样司机又会让道吗？或许就会磨磨蹭蹭的，那些“货真价实”的急救车也会因此贻误接送病人。
    有关方面对此加大宣传和查处力度，让不让道的社会车辆驾驶员受到严惩，这很有必要，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必须确保急救车不被挪用，要不折不扣地用于“正道”上。有关方面对于挪用情况要一查到底，严惩违规者，并追究院领导责任，以儆效尤，这样社会车辆司机才会心服口服，自觉让道。
   
   
    传媒视点
   
    “给生命让道”，做起来很难吗？
   
    近日，就“急救车遭堵，3公里走40分钟，伤者死亡”一事，北京急救、交管两部门已开会商议，今后遇到危急重症患者急救转运时，“交警为救护车开道”将成为常态。卫生部也在牵头制定相关政策，包括去年已向社会征求意见的《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有关部门提出的新措施，比如危重病人警车开道，急救车有望安装摄像头采集违法信息等，这些制度上的改进非常必要，但是，“给生命让道”，如果没有警车开道，没有摄像头监督，我们就真的做不到吗？
    必须意识到，在解决急救车被堵的问题上，人是最核心的因素。给急救车优先路权，此前并非毫无法律保障。但这些法律在现实中的执行情况，并不乐观。
    　　这一次曝光“急救车遭堵、伤者死亡”的医生就提到，“一路上，及时避让的社会车辆不超过4辆”。这数字让人遗憾，但换个角度看，拥堵或者制度不完善，并非绝对的障碍。既然那4辆车能够让，其他车真的都拥堵到无法动弹吗？因为现实的路况，肯定会有一些车主难以避让、不知怎么避让，但肯定也有相当数量的车主，没有让的意识，没有对生命的敬畏。
    　　执法需要严格、制度有待完善，但不能等到所有问题解决之后，才让急救车畅通无阻。不管现实存在多少问题，在拯救生命面前，“讨价还价”都是不道德的。
　　    因而，在不断完善法律制度的同时，车主们也需要“完善”自身的观念和习惯。说起交通文明国家给急救车让道的好风气，很多人会提到他们完善的法律，但对大多数车主来说，让道或许只是一种融入血液的驾驶习惯，而非权衡违法成本之后的选择。法律是一种底线约束，如果一个社会的“救命”行为，都要完全寄托于法律之力，都要耗费不菲的行政成本，多少有些悲哀。
    　　一位急救医生说，他们最怕堵车，一旦迟到，迎接他们的就会是家属的怒吼——“你们怎么来这么晚？来这么慢还！要你们120干什么！”！仔细想一想，每个人都可能是患者和伤者，都可能是他们的家属，体会家属和医生的愤怒或无奈，下一次开车听到身后急救车鸣笛时，你还会无动于衷吗？
    摘自《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