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涤明

    8月27日，精神卫生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二次审议。二审稿做出多项修改：明确鉴定的性质为医学鉴定，而非司法鉴定；删除了“不住院不利于其治疗”作为非自愿住院的实体条件条款；删除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提请复诊、鉴定权。（8月28日《新京报》）
　　精神障碍鉴定取消“司法鉴定”概念，明确为“医学鉴定”，以及不得强制收治，是草案的最大亮点与进步。精神卫生立法的启动，主要因强制收治精神病人与“被精神病”问题引发，而让精神病诊治完全回归医学层面，并且将诊治权利交给患者或其近亲属，意味着“被精神病”将成为历史。
　　从前的强制收治政策，是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考虑。精神病患者病情严重到无意识、不能自制，就有危害社会的潜在风险，且这类事件也时有发生。不幸的是，这一政策一再被人利用，在个别地方甚至沦为权力打击报复无辜公民的工具。而“强制收治”无论存废，其实都是双刃剑：禁止强制收治，利于保护人权，但确实又要面对另一个问题：严重精神病患者危害社会怎么办？目前还没有更好的办法兼顾两方面问题的时候，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与偶发的精神病人危害社会相比，某些异化的权力打击报复、陷害公民，以及亲属间因争夺财产等问题而引发的“被精神病”问题更多，对社会的危害更大。因此，取消强制收治于现阶段而言肯定是利大于弊。
　　尽管说，改“司法鉴定”为“医学鉴定”，以及取消强制收治，是一种进步，但笔者认为只是权宜之计、目前阶段最不坏的选择。精神卫生法的立法初衷，是为了救治和管理精神病患者，同时保障正常人不受精神病患者侵犯的权利，而不仅仅是为了防止公民“被精神病”。让精神病诊治与权力隔离，取消强制收治，理论上并不十分合理。然而说白了，这是因为社会对公权力的信任度不够，在精神病收治的问题上，公权力失范现象屡有发生，而目前却又无法找到很好的规范与监督办法，那么兼顾普遍人权与患者权利的两全方案也就不存在，强制收治就只能暂时取消。但我认为，待民主法治建设走向成熟时，这一条或许还是要恢复的。
    “徒法不足以自行”，精神卫生领域的问题，其实远非一部法律可以解决。比如“被精神病”，部分原因在于无法可依，但更大的原因在于有法不依——没有精神卫生法，那些将正常人鉴定成“精神病”并限制其人身自由的行为，难道就没有违反其他法律法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