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聃

    近日，网上流传一条热帖，一些农民工代表为讨回在洛阳洛宁县打工的工钱，特意到河南洛阳伊川县范仲淹墓前跪拜，祈求范公显灵，帮他们要回血汗钱。照片显示拍摄地点为伊川县范仲淹雕像前，照片中共9人，两人扯起“求范公显灵让洛宁还民工血汗钱”的字样，其余7人进行跪拜，范仲淹墓前的台阶上放有祭拜用的纸、鞭炮以及水果等物品。（6月14日《华西都市报》）
    一句“求范公显灵”， 讨薪者的辛酸显露无遗。可因从事新闻业的缘故，我也深知，它虽然悲情款款，但可能仍只是某种策划后的结果：当正常的讨薪维权渠道行不通后，为生计所迫，农民工只有借助另类“夺人眼球”的方式，让巨大的网络倒逼力量成为自己的“背景”——果然，当消息在网络上热传后，涉事的洛宁县政府就公开表示尽快清理债务关系。
    讨薪之难是农民工等弱势群体之痛，它带给我们的心理共鸣感也是真实的，但作为一种事实，讨薪纠纷的确正在成为愈加不起眼的公共叙事：在新闻纸上，它们被处理成“块头”越来越小的边条，甚至没有新闻价值；作为讨薪信息的接受者，我们也将其仅仅当做新闻来“消费”；而讨薪的具体执法部门，也多处于“无影响不主动治理”的管理模式，农民工的讨薪苦难虽然属于个体，但很显然，我们整个社会都在失去共同感知疼痛的能力。
    社会应该是一个共同体，无法感同身受，只能说明它运行的机制出现了问题。我们从不缺乏法律法规上的支持，更大的问题只在不作为成本的“畸低”。关于讨薪的法规虽然齐全，但并不是刚性的，对拖欠薪酬者并无明显的惩戒举措，如此之下，欠薪自然就难以治理，也愈加成为所有人眼中的疲惫叙事。
    因为惩戒乏力，所以关注的眼神愈加疲惫，我们也愈加失去感知疼痛的能力——这事实上是一个可以套用的逻辑，不仅是讨薪，再想想矿难治理、校车安全，哪一样能够摆脱这样治理疲软的渊薮？它们无不规章齐全，而最终都陷入看似不可治理的结局。熟视无睹的结果，只能是让旁观者无所谓，当事者“无限创意”。失去疼痛感的公共治理与社会是需要警惕的，请以最大的可能重新唤醒我们的疼痛感——有疼痛，才会消弭悲情，才会有温度。
    所以，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制度之外，如何更多地为农民工、矿工以及因无校车随时可遭遇危险的农村孩子自身“赋力”，让他们拥有更多的“议价权”与救济渠道。如此，社会的疼痛感才会被最大程度地感知，进而被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