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清华大学《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将财政公开的研究主体定位在了比省级财政更为细化的市政府：据当前可获得信息最近、最完整的2010年数据显示，81个市政府，达到全国财政透明平均水平的仅43%。即使将平均水平作为及格线，多数市政府“不及格”；如果按照“60分及格”的标准，则仅有7个城市过线，及格率仅为8.6%。（6月12日《中国经济周刊》）
    财政透明的道理其实很通俗，掌管纳税人钱财的“会计”，总不能藏着掖着不给主人看账单。财政，本就是“取众人之财办众人之”。正是遵循这个逻辑，2007年发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了“阳光政府”的信息公开要求：凡是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都要向社会公开。遗憾的是，条例自2008年5月1日正式施行以来，不愿公开、不敢公开、不屑公开现象比比皆是。事实上，即便是有限的公开中，“选择性公开”的倾向更为明显：在财政公开的信息中，地方政府更愿意公开预算，而不是决算；而对于预算外花销，81个市政府无一公开。
    地方财政“能见度”有限，离不开两个背景：一是公开得过细过明白，“后患”让人头疼。眼前的例子就是“广州天桥事件”。年初，广州表示近期拟新建的20座人行天桥，平均预算投资接近1200万元。数据被曝光后，民意沸反，结果相关部门改称拟建天桥平均投资为500余万元，至此，投资缩水过半。公开即意味着压缩自由裁量权，事关庞大的直接利益，“主动公开”无疑壮士断腕，谁来的底气与勇气？二是公开或者不公开、假装公开，对官员而言并无多大差别，大不了群众骂两声，又不如政绩考核伤筋动骨，正因如此，自然就能理解为何有专家将“人均GDP、外贸依存度和领导人”列为影响财政透明度的三大因素。因领导意志而不愿公开、因权力失范而不敢公开、因制度疏漏而不需公开，地方财政监督难免沦为纸面上的绣花功夫。
    眼下而言，反腐是个摆得上桌面讨论的热词，无论技术反腐还是制度反腐，都是可以商榷的命题。但就细节而言，腐在哪里、顺着摸瓜的“藤条”在哪里，地方财政乱象给公共监督或顶层设计提供了扎实的样本。或者说，地方财政“能见度”也是一张反腐试纸，正如此前温总理所言，“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波澜壮阔的财政改革，不妨就从惊心动魄的细节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