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四倍

    日前，武汉大学法学院的一名副教授竟对该院的一名教授大打出手。据被打教授的学生及学校多名老师介绍，其打人原因是“没能评上教授职称”，而被打的教授正是评审委员会成员之一。（《南方都市报》4月30日）
    在“副教授拳打教授”这则新闻中，有个细节值得注意，一是打人者曾在公开场合声称“要对评委会的人一个个收拾，从林老师开始”；二是早些时候，打人者“就用脚踹过环境法所一位老师的门，当时他声称要同归于尽。”
    如果不是新闻的介绍，你能想象得到如此斯文扫地的场景发生在大学教授身上吗？这样的“全武行”让人尴尬，更让人反思！难道仅仅因为职称问题就可以大打出手吗？这还是我们想象中的大学教授吗？当然，职称关乎稻粱谋，关乎到个体利益，但是，当教授们选择用武力而不是学术规则来解决问题时，在笔者看来，这已经不仅仅是对教授群体的羞辱了。
    曾有调查显示，在当下社会环境中，国人染上了“暴力摆平症”，只是教授也纷纷与“暴力摆平”媾合时，我们看到了什么？这不仅是师者尊严的降低，更是学术精神的沦陷。对于学术精神而言，不仅仅有一个知识性的维度，还有一个良知与道义的维度。“副教授拳打教授”暴露出社会中充当社会良心标识的知识分子的道德沦丧，更意味着一种严重的社会精神危机。
    尽管多数教授不会怀疑自己是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但是，一些教授对于自身作为知识分子所必须恪守的伦理信念却不甚明确。知识分子是社会活力的因子，是整个世俗社会生活中的思想者，是社会的精神标杆。但是，当所谓的教授们不是被商业化俘虏，就是进行自我阉割，甚至把个体利益追求当成了唯一的行动准则时，一方面是精神上的自我放逐，另一方面也完全背离了知识分子的立场。对此，作为知识分子的教授们会警醒吗？
    大学是一个典型的公共领域，它的一切活动从根本上说具有社会性，它不仅要产生知识和思想，还要给社会提供道德理想。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共同倡议，“大学有必要赢得道德领袖的权利”，成为“造就现代公民社会的典范和动力”。大学是知识精英的集聚地，人们对它寄予厚望，希冀它成为“社会的良知”和“理性社会的最后堡垒”。但是，“副教授拳打教授”似乎表明一切都在走上反面，不但人们的厚望无法落地，而且教授作为知识分子的底线也一再下移乃至日益模糊。
    一个世纪前，蔡元培先生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大学决不是研究“暴力火拼”的场所，更不是囊括暴力行凶者的场所。“副教授拳打教授”的反思是多方面的，但大学和教授应首先自我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