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新型受贿犯罪的认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日前下发的“指导案例3号”明确指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但未谋取利益而受贿的，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羊城晚报》4月24日)）
    我国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也就是说，要认定受贿罪，除了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外，还必须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现在最高法通过“指导案例”明确收钱未办事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这实际上是对“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在司法实践中进行了修正。我国虽然不是判例法国家，但指导案例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若今后在别的法院参考“指导案例3号”进行判案，把那些贪赃者，无论是否“枉法”都一网打尽，则更加保证了公职人员的廉洁性。
    据报道，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卢锦洪涉嫌受贿人民币100多万元的案子，2009年7月30日在广州中院审理。卢对“受贿”的事供认不讳，但表示，“有些收了钱但没有为送钱人谋取利益”，因此不算受贿，“只是礼尚往来”。贪官一旦身陷囹圄，千方百计钻法律空子，想方设法为罪责开脱，这样做也符合人之本性。然而，倘若法官听信“没有为送钱人谋取利益”的说辞，放纵犯罪了，则会让贪腐行为更加肆无忌惮。
    我国唐代，就把“贪赃枉法”、“贪赃不枉法”的行为，一并纳入“六赃”，这两者都构成犯罪。时至今日，如果“收钱未办事”、“贪赃不枉法”不构成犯罪，就会让国家刑法对受贿罪的打击面变得狭窄。按照最高法下发的指导案例，把收受贿赂不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也纳入受贿罪打击范围，那些所谓不求回报的“感情投资”、逢年过节收受红包等行为从此将难逃法律的惩处。
    在认定受贿罪时，先不考虑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情形更具有操作性，减轻了司法机关的证明责任。司法机关无需拿出足够的证据证明受贿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事实，只需证明嫌疑人有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可以大大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办案效率。至于有没有“办事”则作为量刑情节和依据，若“办了事”则构成公职人员“枉法”，可与“受贿”行为数罪并罚。如在唐代，“贪赃枉法”就要比“贪赃不枉法”要判得重。
    “收钱办事”同样腐蚀公职人员的廉洁，对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对建设一个文明、法治国家都极为有害。希望最高法下发的这个指导案例演变成对受贿罪立法的完善，从而有效打击和预防受贿行为。

普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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