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楚汉
   
    3月19日，最新的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即“国家级贫困县”）名单对外发布，这也是该名单11年来的首次调整。从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的这份名单可以发现，调整后，有38个县被调出，又有38个新面孔入围。贫困县的总数没变，各省的名额没变。（3月23日《新京报》）
    戴上“贫困县”的帽子，就可以享受各项优惠政策和专项资金，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所以一些地方为了能加入“贫困县”费尽脑筋，乃至出现斥巨资“申贫”、“创贫”，抑或高调祝贺加入“贫困县”的怪诞一幕。面对项目和资金的巨大诱惑，地方打心眼里不愿退出贫困县，当然可以理解，不过问题在于，“贫困县”的退出，只是取决于地方自己吗？
    从理论上来讲，对“贫困县”的进、出口把关并不是什么难事。一方面，“贫困县”划分有明确的人均纯收入标准。尽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个标准也处在动态变化之中，但标准本身事实上客观存在。另一方面，人均年收入作为重要的经济发展指标之一，也是每年必须统计上报的。换言之，不管符合还是不符合“贫困县”标准，哪些地方该加入或者退出“贫困县”，几乎一目了然。
    然而事实上，不管是加入还是退出，在实际操作中都并非如此简单。加入时，你争我抢、各显神通，“申贫”演变成为了经济投入与公关手段的竞争。加入后，谁也不愿退出，乃至一些地区经过扶贫抑或自身的努力发展，经济面貌早已经焕然一新，有的甚至已经跃居区域经济发展前列，却依然戴着“贫困县”的帽子。最为典型的，就是既为“贫困县”，又为“百强县”，上演着“贫困县”名单中最为荒唐的一幕。
    十年难变的“贫困县”名单暴露出的其实是“制度贫困”。从制度建设本身来说，动态退出机制缺失，没有对“贫困县”定期或者不定期调整的明确规定和措施，致使“请神容易送神难”，谁也不愿主动走出“贫困县”名单，名不符实的“贫困县”时有可见。而从另一角度来看，即便是高规格的国家层面的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也难以对“贫困县”作出及时调整，事实上也表明地方权力的干扰力量不容小觑。
    建立“贫困县”的初衷是为了帮助经济落后地区脱离贫困。很显然，部分早已脱贫的地区长期占据“贫困县”名单，事实上挤占了那些真正贫困且需要扶贫资助地区的利益空间，影响全国范围内的扶贫整体效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建立相对科学和灵活的动态退出机制，尽量减少地方权力对“贫困县”确立的干扰，或已经十分必要，理应得到充分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