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铭生

    日前，深圳市发布《关于廉洁城市创建中诚信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征求意见稿），规定公务行为将实行终身负责制，公务行为出现过错的，责任的追究不因行为主体的职务变动、岗位调整而分离。（《人民日报》3月18日）
    官员履行公务，假如没有责任追究，不承担后果，他就有可能随意、草率、鲁莽，甚至损害公益、掺杂个人私利，这是一种常识。而抑制这种盲动心理与行为，单靠慎独式的道德自觉，显然是无法进行有效纠错。从这个角度说，规定公务行为实行终身负责制，合乎民心，顺乎民意，在现实中有约束和威慑行政乱作为之功效。
    应该肯定，在改革与发展中，要允许“犯错误”。既然是“摸着石头过河”，自然难免犯错误。但反观现实，有些过错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比如，在行政决策过程中，有些官员刚愎自用，说一不二，不喜欢也不愿意听取他人意见；有的官员说话办事喜欢“拍脑袋”，不喜欢调查研究；有的官员“惟上是从”，不管决策是对是错上级高兴就好；有的官员私欲熏心，知错犯错，在过错中捞取好处……
    恰是因为一些公职人员缺少“负责任”的约束，所以，才敢于肆无忌惮乱决策、乱批示、乱指挥……从而衍生出“下届领导不理上届领导事”、“一任班子一个号，一个领导一个调”，以及“子吃卯粮”（上届领导挥霍、下届领导还债）等奇闻怪事，与之相关形象工程、豆腐渣工程更是屡见不鲜。也恰是因为缺少“终身责任制”的规范与约束，一些官员虽然有错误决策或乱行政行为，并且造成严重后果，但往往会出现边犯错边升迁，或移地移位照样做官，或是职务被免后又快速“复出”……诸如此类有过错却不承担责任的执政行为，一直屡屡为公众所诟病，但遗憾的是至今没有太大的改观迹象。
    很显然，在公务活动中推行责任到人、记录在案、问题倒查的公务行为终身负责制，让过错责任追究不因行为主体的职务变动、岗位调整而分离，并与评优评先、提拔任用挂钩，从理论上说，无疑使一大利好政策。笔者之所以称之为“理论上”的利好政策，原因是对此举的实施效果不敢高估。
    首先，“终身负责制”未必能让真正的责任人负责。公务行为，往往决策在领导，执行在普通的公职人员。也就是说，在有些时候，即便有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但具体到某一行政行为，普通公职人员只能按照领导的意图办，自身行为没有选项。在这种情况下，追究过错责任，该谁来承担？让普通公职人员承担显失公平，让领导承担证据何在？
    其次，不少决策与行政行为，实质上是个别领导搞的是“一言堂”，但在形式上，却是开会研究、集体表决的“集体决议”。既然是“集体决议”，显然模糊了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一旦执行过程中出现问题，责任很难追查到具体的个人。如此，行政决策与行为出现过错，哪怕是重大过错，板子也只能轻描淡写打在集体的屁股上，而难以让哪个领导担责。
    由是观之，“终身负责制”的作用恐怕不敢高估。在具体决策和行政行为中，假如责任主体模糊，“负责”只能是一团扯不清的麻团，更别提“终身负责”了。因此，笔者认为在公务行为中推行“终身负责制”意义不可小觑，但具体操作细节还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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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务行为负责人如果一直在深圳任职，终身责任追究也许是可行的，可能够拍板公务决策行为的，绝非是一般的公务员，而往往是大权在握的政府单位负责人。况且，一些公务行为的决策弊端，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的，而官员们的升迁、调任也很正常，而且是非常频繁的。那么，一旦责任人调出了深圳市，这个管理机制还有约束力和法律效力吗？用深圳市的地方规定，去追责一个已经离开深圳、调任到外省外市任职的官员，能行得通吗？因此，公务行为终身负责制不能让深圳市单枪匹马地搞，而应全国一盘棋，这样才能真正具有震慑力。（河南 黄齐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