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川

    3月10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表示，一些乡镇好几百个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一些地方政府秘书长有十几个，每个秘书长都要给房子，配汽车，这些支出最终都是老百姓买单，“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刘锡荣建议制定《编制法》，制止“官满为患”。（中国经济网3月11日）
    经济学家陈志武曾在其著作中追问：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现在看起来，一大原因是“官满为患”。刘锡荣先生透露，4年前全国公务员是600万人，现在已经增加到1000万人，一年多100万人。如此增速实在骇人，远超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速。不独刘锡荣先生，中组部前部长张全景也曾感叹：我国政治上的一大弊端是“官多为患”，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
    官多确实为患，一大直接后果是行政成本畸高。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说：2007年我们政府供养人员的支出比例是全部实际支出比例的44%左右，这个比例在日本是2.5%，美国相对昂贵，也只有15%，我们供养人员花掉的钱太多了。
    除了直接的公职人员供养成本，还包括其他成本。如刘锡荣先生所言，官多了不好管，教育成本、监管成本和违法违纪查处成本都很高。此外，还强化官本位思维，使大学毕业生争先恐后考“碗”。刘锡荣先生还曾说过，如果大学生都去考公务员，都吃财政，不创造生产力，这意味着社会的倒退。
    为此，确实应该遏制“官满为患”。笔者认为，应从4个方面加以遏制。
    其一，制定《编制法》。刘锡荣先生说，现在有些地方乱设机构，乱定级别，领导职数和公务员人数超标，“这两乱两超给买官卖官留下无尽空间。”尽管国务院颁发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规定：“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应当按照编制的不同类别和使用范围审批编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机构应当使用行政编制，事业单位应当使用事业编制，不得混用、挤占、挪用或者自行设定其他类别的编制”，但由于一些地方一把手权力过大，且该条例威慑性不够，难以遏制编制混乱的现象，这就需要制定《编制法》提高“两乱两超”的违法成本。
    其二，精简机构，裁汰冗员。“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但精简机构并不容易，揆诸现实，我们看到了“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甚至一些地方越精简越膨胀，比如深圳曾推行大部制改革，结果某一部门臃肿依旧，光领导就多达一正二十副，有官员甚至大言不惭地称：“几个政府部门合并了，不能因为机构改革，就把别人好好的工作给取消了吧。”机构精简贵在落实，裁汰冗员贵在动真格。
    其三，加大公务员淘汰力度。尽管《公务员法》明确规定，公务员在某些情形下应予以辞退，比如在年度考核中连续两年被确定为不称职的、不胜任现职工作又不接受其他安排的，等等，但公务员淘汰率太低是不争事实。据统计显示，每年正常被辞退的公务员占总数的比例为0.05％左右，而一般企业的正常淘汰率在5％到15％之间。一旦当上了公务员，只要不犯法几乎就高枕无忧，这显然加剧了公务员队伍膨胀。
    其四，大力推行公务员聘任制。《公务员法》已经规定：“机关根据工作需要，经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和辅助性职位实行聘任制”。公务员聘任制在内地目前只有部分地区进行试点，香港在2006至2007年度把公务员编制从2000年年初约19.8万个职位缩减至约16万个职位，政府各部门首脑与行政长官“共进退”，而一般公务员都是有工作年限的“合约制”，从收入上看虽然“含金量”很高，却不是铁饭碗。
    政府是提供公共服务的，如果需要纳税人供养的公职人员过多，就是本末倒置。改变“官满为患”的现象需要多管齐下，政府不妨把社会能做好的事情交给社会做，而无需大包大揽，扮演全能型政府只会让冗员越来越多，到最后难以实现华丽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