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川

    继教育部公布2012年工作要点后，教育部基础一司也公布了2012年重点工作。其中，一大重点是将常住人口全部纳入区域教育发展规划，将随迁子女全部纳入财政保障范围，保障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法制晚报》2月8日）
    统计显示，目前全国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已达1167万，仅在北京一地，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高达47.8万人。与留守儿童相比，随迁子女是幸福的，他们不必承受与父母分离之苦，但城市并非桃花源，不是所有的随迁子女都能享受到完整的义务教育，有随迁孩子感叹，“每隔一两年都要找新学校读书”。随迁子女读书难的背后，与流入地政府部门公共服务不到位、担心增加教育经费有一定关系。
    如今，随迁子女全部纳入财政保障范围，将一解流入地教育部门的后顾之忧。此举还将有助于减少留守儿童，改变他们的命运。一份来自广东三大监狱的调查显示，八成犯罪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幼年时留守农村无人看管。换言之，他们年少时曾是留守儿童，这样的经历会给他们的成长道路留下阴影。
    随迁子女纳入财政保障虽然值得激赏，但应该厘清，究竟是国家财政负责还是地方财政负责，抑或兼而有之？如果由国家财政兜底，这笔钱是否完整用在随迁子女身上？如果地方财政负责，如何确保这笔钱投入到位？
    去年年底，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说，2011年，全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约79.2%，比2010年增长了12.7%。近八成随迁子女进入公立学校，令人欣慰，但很显然，仍有两百多万随迁子女无法进入公立学校。如今财政兜底了，公立学校是否可以敞开胸怀接纳随迁子女？此前已有媒体报道，近几年，随着北京户籍学生人数的减少，北京市教育系统宁可合并、减少中学数量，从而保证北京市高考的高入学率，也不愿意招收外地学生。
    如果随迁子女进入打工子弟学校，不仅师资、设备是一大难题，打工子弟学校自身朝不保夕的命运也让人难以托付，比如，去年秋季开学前，北京不少农民工子女遭遇“灭顶之灾”——据报道，继2009年年底因城建规划遭遇大规模拆迁后，2011年6月以来，北京海淀区、朝阳区、大兴区等地有30多所打工子弟小学被关停或即将关停。基于此，随迁子女全部纳入财政保障，只是第一步，应关注他们能否真正进入公立学校，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此外，随迁子女需要的不只是平等的义务教育，更需要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众所周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了“两为主”政策，要求“坚持以输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确保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研究制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如果随迁子女只能接受教育，而无法在当地升学考试，特别是不能参加高考，到最后不得不回户籍所在地考试，其命运或许因此而变得黯然。
    培根说：“只要维持公平的教育机会，贫穷就不会变成世袭。”随迁子女全部纳入财政保障，是对义务教育法的践行与深化，是随迁子女平等接受教育、开启人生画卷的基石。为了让随迁子女更好地接受优质教育、融入城市生活，显然还需要更多的制度性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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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来，每到春节后就会不同程度地出现“用工荒”，今年“用工荒”问题尤为突出，从沿海漫延到内地，不少招工单位采用提高待遇、解决住房等办法，并到家门口“抢人”，可是不少农民工就是不愿迈出离家的腿，个中原因，有农村收入提高不愿舍近求远的原因，有更多农民工想自主创业当老板的原因，而最重要的原因是子女的教育抚养问题。农民工远出家门打拼为了什么？除了谋生计，更是为了自己的后代能更好地上学，将来有出息。如果顾及不到自己的子女，即使挣到再多钱也没有多少意义。因而，不少农民工到了一定的年龄，为了子女不得不收住自己的脚。将随迁子女全部纳入财政保障范围，保障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无疑是一剂缓解“用工荒”的良药。（钟学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