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将于明年1月1日实施，将根据见义勇为者的贡献，分别给予2000元、1万元、10万元和全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倍为标准的一次性奖金奖励。比如，按照去年我省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16065元计，最高可奖励48万余元。（12月2日《春城晚报》）另据报道，近日,广东省深圳市法制办和市综治办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联合起草了《深圳经济特区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正在征求社会各界意见。专门制定救助行为保护法规，这在全国还是首例。
   
    法律与社会保障并举

    禾刀
   
    有必要澄清一点的是，尽管各地纷纷加大对见义勇为的物质奖励砝码，但离“一次重奖，终身享福”的想当然差距仍旧十分遥远。实际也不可能达到这种效果，因为物质奖励的份量，往往有意无意地受见义勇为者受伤害程度所左右。不过，面对陡然降临的灾难，如果没有物质奖励的纾缓，见义勇为者很难说不会陷入另一重灾难。
    实际上，见义勇为的后顾之忧不仅仅在于身体可能受到的伤害和性命安危，有时还包括因为法律实践不佳留下的社会后遗症。因为扶起马路上一位摔倒的老人，南京小伙彭宇结果反倒惹上官司。而“彭宇案”更是令许多后来者对同类现象引以为戒：要么面对摔倒老人冷漠旁观，要么先找证人拍照留证据再救人，要么等老人先自我表白……扶助老人本来就是传统美德，人们之所以纷纷避让，就是因为对法律实践后果存有严重顾虑。从法的角度为见义勇为者撑腰，这正是深圳出台地方法规的必要性所在。
    当社会上源自种种原因的后顾忧虑情绪飚涨之时，抛却物质激励的见义勇为美德回归便愈加艰难。并不讳言，有个别见义勇为者可能有借此谋利冲动，但瑕不掩玉，至少眼下，物质奖励有助于纾缓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比如因此可能造成的身体与生活困难，有助于社会正气的涤荡，至少可以令更多身陷不利境地者受益。如果一定要预见，窃以为，物质激励在见义勇为现象中的逐渐退出，取决于社会保障机制的完善力度，还有法律实践对美德的激励效应。
   
   
    立法大有可为
　　
    傅达林

　　立法不宜制裁见危不救行为，并不意味着它对道德重建无所作为。法律作为一种可预期的行为规范，对主体行为的指引、激励与预测，向来是其重要的功能。倘若我们把立法的思维从惩罚转变为激励，不难发现法律对道德重建仍然有较大的作为空间。这也正是深圳为见义勇为者立法的可贵之处。
    在内容上，《条例》规定了助人行为社会鼓励制度、助人行为免责制度、助人者受帮助制度等，这些亮点无疑旨在为见义勇为者提供保障，以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虽然指向的是具体救助者的权益保障，但能够为社会上的所有人提供明确的指引和激励功能。《条例》也规定了受助者诬陷救助者应当受到制裁，其基本取向无疑是保护和鼓励见义勇为。
    激励性的立法排除了国家强制力的后盾，更加符合道德重建的内在规律，有助于营造助人为乐的良好社会环境。当然，这种缺乏强制手段的行为规范，可能更需要地方政府部门的积极作为，对助人行为的有效鼓励与帮助，如医疗救助、抚恤优待、法律援助等后续援助，需要立法为政府部门设定更多具体明确的法律义务，以让立法提供给见义勇为者的保障性权利能够落到实处。
   
    奖和罚两手都要硬
   
    朱虹瑛

     云南省和深圳市见义勇为立法，引来了人们普遍叫好声，立法为助人行为撑腰，将极大地解决社会热心人做好人好事的“后顾之忧”。立法作为调整道德重建，提供明确的指引和激励功能时，对见义勇为奖和对见危不救或诬赖好人罚是一个支点的两个方面，两手都要硬才行。
    一是奖励好人惩罚诬赖的证据要硬。笔者对立法奖励倒不担心，对惩前景却并不乐观。事实印证，无论是南京“彭宇案”，还是天津“许云鹤案”，以及其他地方的许多救助人与受助人纠纷案件，最大的障碍是缺乏真实可靠的证据，好心人与受助者之间的纠纷均源于缺乏证据，因而要消除纠纷必须从证据上做文章，无论是奖励好心人，还是惩罚诬赖者，都得靠证据说话。
    二是奖与罚要同时推进。虽然立法不能逼人为善，奖与罚也不是拯救道德的灵丹妙药。但是，当道德滑坡严重，特别是受一些司法案例影响，讹诈救助者、诬陷好人的情况让社会风气变得很坏，就需要通过法律进行道德指引，并严格奖罚制度，往往也是推动的动力。比如醉酒驾驶造成群死群伤的案例，最终推动了危险驾驶罪的制定。
    赏罚分明，一直具有鼓励向善的本能, 只有严格举证责任原则,完善的存证设备设施, 才能消除救助者后顾之忧。不然，浪费制度资源,增加社会成本, 见义勇为奖惩仍然高高在上。
   
    立法要厘清三个问题

    朱小猪
   
    所有的见义勇为行为都应该受到表扬并给与一定的物质奖励，这一点必须坚守。虽然从道德方面说，每个公民都应该有见义勇为的义务，但仅从道义方面的要求还远远不够。立法保护见义勇为者，让他们打消思想顾虑，在精神奖励之外，给他们一定的物质保障，可以更好地唤起人们心中的责任感，就可以鼓励越来越多的人挺身而出。
    其次，要为见义勇为者提供全面的保障。虽然云南省的奖励已经达到了最高的48万余元，但这是基于“献出生命或生活不能自理”的特别重大贡献。见义勇为者还需要一个全面、可靠、及时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制度设计要把社会各个层面、各类组织都考虑进去，形成全社会都支持见义勇为的大格局。这个可以根据“见义勇为者和直系亲属可在就业、公务员考试等方面享受优待”这一条来细化，以彻底化解见义勇为者的风险。
    最后，从制度上对见死不救、见难不帮的严重行为进行惩处，这首先要从党员、机关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做起。凡是有见死不救、见难不帮、见困就躲的，一经举报查实，可以直接取消当年的评先评优，从制度上让党员、干部必须成为见义勇为的主力军。不仅要从道德上进行谴责，还要从经济上、行为规范上进行处理，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的，可以追究其应当担当的法律责任。
   
   
    奖励标准能否全国统一
   
    李建波
   
    各地出台的有关见义勇为人员保护和奖励规定，对于保护见义勇为人员合法权益，鼓励广大人民群众见义勇为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可是我们要看到，各在的见义勇为奖励办法和所获得的最高奖励标准金额不一，云南省最高可奖励48万余元，可是在其他省市奖励标准较低，例如北京市一次性可以获得奖励20万元，上海最高可达25万元，东莞市为40万元，有的地方是相对较低，甚至存在城乡差别。
    同样的行为因为在不同的地方奖励标准不同，甚至是“同命不同价”的尴尬会带来更为尴尬的现实。奖励标准的不同，同样一个人在不同的地方有可能有不同的举动，奖励高的地方伸手帮助，在奖励低的地方就要做一番思量了，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风气；另一方面，在见义勇为奖励标准过低的地方，有的见义勇为者可能限入生活无助的困境，使英雄流血又流泪，更重要的是有悖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精神。
    见义勇为者在他人的财产和生命受到威胁时挺身而出，甚至为此献出生命，这种行为更是无价的，既然用金钱来衡量他们的行为和生命，应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才能让他们和他们的亲人得到安慰，树立社会正气。因此，笔者以为有必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奖励标准，建立高额奖励完善制度，从根本上保证更多的人在见义勇为后得到应有的奖励，促进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
   
    也须警惕“副作用”
   
    黄齐超
   
    云南省出台相关措施，给见义勇为者以强有力的经济支持，让“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悲情故事不再发生，这是好事。不过，什么样的见义勇为该奖励？该如何奖励？如何把握奖励的“度”？这些细节性的问题我们都应该谨慎对待，切莫将好事办成了坏事，将见义勇为逐渐演绎成见“钱”勇为。
    只重视物质方面的奖励，或者说泛滥的奖励，也有一定的副作用。长期用金钱刺激见义勇为，或将对新时代的雷锋做好事产生一定的“金钱”依赖。见义勇为之后，只有身体受到了伤害，生活陷入窘迫，才能得到资金上的奖励。那么，这就有可能冲淡平平淡淡的见义勇为的热情，从而产生“善小而不为”的后果。想想看，生活中一些不起眼的善事，也需要我们伸出援助之手。另外，奖励英雄这件事，由政府来操作，应当阳光透明，让公众看到奖励的理由，最好是能让公众参与其中，这样的奖励不但大家无异于，还能避免暗箱操作。
   
   
    传媒视点
   
    不在提奖金而在去风险
   
    各地纷纷大幅提高见义勇为奖金，目的很明显，政府是想以提高见义勇为奖金，来拯救沉沦的社会道德，与弥漫的冷漠进行抗争。不是不愿做好人嘛，就用重奖来激励好人，以“让好人得到好报”来引领社会的道德风尚。
    这种重奖的初衷值得尊重，但可能对解决问题疗效甚微，很难实现重奖的目的。重奖之下，必有勇夫，但这条关于利益驱动的金规则，对拯救道德和鼓励见义勇为，不一定有效果。早些年前，像沿海一些地方就大幅度提高见义勇为奖金了，但这种高奖金，并没有让这些地方成为中国见义勇为的道德高地。
　　为什么利益激励起不到效果呢？因为，见义勇为很多时候纯粹出于一种本能的救助，而不是利益算计的结果。我们路见不平伸出援手，我们扶起摔倒的老太太，我们看到有小孩落水后去救人，还有像杭州的最美妈妈吴菊萍那样，看到小女孩从高楼摔下，奋不顾身伸出双手接住，她并没有经过利益的衡量，而纯粹出于一个母亲的本能，一个旁观者毫无私利的即时反应。最美妈妈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也强调了这一点，让媒体不要拔高她，说那一瞬间她根本来不及想什么，本能就伸出双手接住了小孩。
　　见义勇为的核心在一个“义”字，而不是“利”，不是见利勇为，所以利益驱动的作用非常有限。正因为此，前段时间北大副校长的“撑腰体”在网上出现时，很是流行，立刻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做好人不为利，但起码别给自己惹一身麻烦，高风险下，人们对“撑腰”有一种渴求。不是怕没有高奖金，而是怕遇到风险时没人给自己撑腰，有人撑腰、有人帮助减少风险，比高奖金的激励重要多了。
　　再多的人受到奖励，拿到很高的见义勇为奖金，这当然能形成正向的激励，但是，只要有一个人被保障制度遗漏而遭遇“流血又流泪”，人们只会选择性地记住“好人没好报”。所以，拯救道德，最紧迫的不在提高奖励，而在最大限度地去除风险，政府要站出来撑腰，用司法撑腰，用救助和保障体系制度性地撑腰。见义勇为，不会想到奖金，但不能苛求他们漠视可能的风险。（摘自《燕赵都市报》）
   
    微评
   
    @首席报税官 ： 根据京财税[1995]2008号）的规定：“为了鼓励广大人民群众见义勇为，维护社会治安，对乡、镇 （含乡、镇）以上人民政府或经县（含县）以上人民政府主管部门批准成立的有机构、有章程的见义勇为基金会或者类似组织，奖励见义勇为者的奖金或奖品，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免予征收个人所得税。”
   
   
   
    在路上:昨晚做了一个见义勇为的梦，在强烈的正义感下，运用聪明的头脑机智的和犯罪分子周旋，终于配合警方将一拐卖儿童的团伙一举打掉。很有成就感。唯一遗憾的是发奖金的时候醒了，眼瘾都没过一过。
   
    @春秋舟子 ： 道德败坏该如何救治？事发以来，政府猛提见义勇为奖金，媒体狂树先进正面典型，法院急矫同类案件判例，人大忙颁见死必救条例，以至调整交强险、改革医保、修改刑法，不一而足。尊老爱幼、扶危济困乃基本人性，本无关制度规章，原始人都知道做，何况现代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