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聃

    一条新闻近日在湖南的高校不胫而走：上任才一个多月的湖南大学校长赵跃宇，面对3000多名学生正式宣布，在校长任期内，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新带研究生！赵跃宇的“两不”承诺，在校内外引起巨大反响。“‘985’高校，研究型大学，校长不带头搞科研，怎么能这样？”“不搞业务的校长会是好校长？”（11月29日《中国教育报》）
    我能够理解附加于赵校长表态之上的沸沸扬扬议论，因为比照现实，这确实是一次看似特立独行且充满善意的身份矫正：大学校长本应只是管理者而不能是行政化下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不能凭借手中的行政资源“官学通吃”——既做大学校长，又依仗大量科研项目和经费招收众多研究生，争做学术带头人。任期内不新带研究生，不申报新科研课题，无疑说明了赵校长更愿意将自己从“官员校长”的身份认同中剥离出来，回归到教育家的本质。
    在一个大学行政化岿然不动的现实语境下，校长不带研究生的新闻自有它令人想象的空间。事实上，不惟是身份还原，“不带”也是大学校长自身的“减压”。早有新闻调查表明，中国大学校长可能是世界上最累的校长，以至于有大学校长感慨，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去打打高尔夫球，去喝喝茶。手中过于集中的权力，导致他们什么事情都要管，都要参与其中。从学术、基建、进人到后勤，他们事必躬亲，还常常带上十几、二十个研究生，切实地只做管理者，此前的苦不堪言或者可缓解几分。
    即便这样，我依然觉得大学校长的这种“自我革命”只是有限进步，很简单的一个事实判断为：它并不能改变科研资源向大学行政领导倾斜的惯性。某些大学校长为什么要带大量研究生？原因不一定相同，但确存在这样的情况：他们手中充足的科研项目和经费需要来被“消化”，所以就必须招收大量的研究生来完成项目。然而，学校管理的纷繁重担早让大学校长分身乏术，又怎来时间去指导研究生？如此之下，学术浮躁就不可避免。
    正因为如此，相比于“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新带研究生”，大学校长们更应该做的，其实是在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使科研项目和经费真正实现以学术为标尺的正常流动。倘若说缘于历史遗留的原因，让大学实现一步到位的“去行政化”与学术自治暂时还不可能，那么让大学校长和其他行政管理部门的负责人不再从事学术工作，让大学管理者真正与学术资源隔离开来，实现管理者的“职业化”，应该是可行的一个方向。
    在一片寂静与无作为中，赵跃宇校长指向自己的身份手术刀需要被肯定，但更该做的是大学校长职业化与学术自治化的方向。我期许赵校长在这样路径上走得更远，同样期许那不会是他一个人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