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在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未必违反法治

　　　　盛大林

    24日，河南省高院召开全省法院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会议强调，对罪行极其严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分子，要坚决依法判死刑。对社会关注案件要全面了解案件发生环境和背景，充分考虑社情民意，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做到因事制宜、因案制宜，做到法律与情理的统一。（8月25日《大河报》）
    一看到“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表述，不少网友就条件反射式地产生了疑问：这是“民粹主义”甚至“人治思维”的表现，与现代法治理念是格格不入的！但我认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与“民粹”（唯民）或“人治”（唯上）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有时候它也是“法治”的结果。判断其是否符合法治原则，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么，如何区分呢？这主要看两个方面——
    首先要看判决是否合乎法律。所谓“法治”，就是依据法律管理国家和民众的各种事务的一种政治结构。因此，判断一个判决或裁定是不是“法治”，关键就看这一判决或裁定是不是依法作出的。如果判决合乎法律，不管民众支持还是反对，那都是法治的体现；如果判决不是依法作出的，而是迫于舆论的压力，那就是民粹的判决。例如李昌奎的犯罪行为性质极其恶劣、情节极其严重，他被判处死刑是合乎法律的。笔者注意到，河南省高院在强调“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同时，也强调了“依法”二字。
    除了“依法”，“独立”也至关重要。司法独立或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是法治的核心内容。如果判决主要是根据领导的批示或者迫于舆论的压力，而不是根据法律的规定，即使定罪准确、量刑适当，那也不能算是法治。而法官是否“独立”，关键看他的意志是否为外力所支配。如果法官在“杀”与“不杀”之间可以自主地选择并且不管选择什么都不会带来严重后果，那就可以说法官是独立的。“民愤”的力量虽然很大，但它一般左右不了法官的行为。如果“杀”是法官独立自主作出的裁决，即使有“平民愤”的考虑，那也仍在法治的范围之内。
    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遇到法与情、理不相符合甚至严重冲突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当然应该把法置于首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官可以完全不顾人情世理，更不是说越是跟民意对着干就越是法治的做法。要知道，法律本身就是民意的集中体现，法律如果失去了民意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合法合情合理“三合一”，是法治的最高境界。因此，法官在“依法”的前提下，应该尽量兼顾情和理——如果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平民愤”，何乐而不为？
    由此可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并不一定是违反法治的，有时甚至是法治的理想状态。当然，在人治观念根深蒂固、法治基础非常薄弱的中国，人们对人治保持高度的警惕是非常必要的。但在“不杀不足平民愤”问题上，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民愤”本身，而是它可能招来的权力“干预”，因为确有一些领导一看到“民愤”太大就忍不住“批示”，而批示一到了法院，法治也就牺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