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洪其
    武汉国杏医疗投资管理公司为扩大放射用医疗软件及耗材的销量，维系与医院、医生的良好关系，以考察学习的名义，先后组织36名医生到上海、苏州等地旅游，所有费用由上海一家医疗软件公司报销。据悉，医疗产品厂家专门成立公司，以组织旅游的形式向医院或医生行贿，这在武汉属于首次。（《武汉晚报》6月6日）
    像这样专门组织“贿赂服务”的公司，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为“介绍贿赂”的中介组织。专门在医疗领域介绍商业贿赂的中介组织或许不多见，但在其他领域，比如专门在官员和行贿者之间牵线搭桥的“权力掮客”，却并不罕见。
    医疗领域出现组织“贿赂服务”的“专业贿赂公司”，在官员和行贿者之间充当“权力掮客”的中介组织，越来越熟练地进行公司化运作，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中介组织以“介绍贿赂”、组织“贿赂服务”的形式，使商业贿赂、权力腐败行为日益呈现出专业化、规模化和高效运作的态势。一定意义上讲，在商业贿赂和权力腐败的链条中，这些统合行贿者与受贿者双方的需求，为贿赂交易提供“公司化”通道的中介组织，有时发挥了比行贿者和受贿者都更关键、更突出的作用。
    中介组织是在政府与企业、企业与市场、私权与公权之间提供沟通、调节、监督、仲裁等中间服务的社会机构，独立、公正、信用是中介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然而一些中介组织非但没能起到维护公信、促进公正的作用，反而扮演了撮合腐败交易的“皮条客”的角色，形成了高度专业化、产业化的腐败服务体系。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结构性的腐败，是包括道德秩序、信用结构和社会生态在内的基础秩序出现动摇的危险信号。
    中介组织以公司化手段组织“贿赂服务”，相关领域的“专业贿赂公司”大行其道，反映了社会信用丧失、社会治理失范的严重局面。当务之急，对武汉国杏医疗投资管理公司那样的“专业贿赂公司”必须依法严惩；从长远计，必须从重建文化道德、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扩大公众政治参与、强化公民权利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等基础环节做起，通过一点一滴持之以恒的努力，逐渐改善社会治理和社会生态，形成一个足以支撑良好制度运行的基础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