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议
    新闻背景：9日晚上，知名音乐人高晓松驾车在北京发生交通事故，经酒精检测，高晓松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243.04毫克，已构成醉酒驾车，按照《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他将面临拘役的刑事处罚。（5月10日中新网）

    公众关注的不是名人而是执法公平性  
    在公众和媒体紧盯“醉驾入刑”时，高晓松不幸成为了第一个“以身试法”的名人。这种名人身份，让其醉驾的新闻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了舆论的热点。但客观地说，公众之所以围观高晓松还不仅仅是因为醉驾者是高晓松，尽管他本人的确是一个足以产生话题的名人，而是他们想看到法律是否公平，执法是否严格——当名人违法时，法律是否还会像面对普通人一样，具有同等威慑力？尤其是，新闻中透露出了这样的信息：音乐节的举办方表示，问题已经解决，高晓松还是会如约参加音乐节。这是否意味着高晓松被宽大处理了？在信息还未完全披露之前，公众需要保持一种警惕。
    醉驾的严重性，人们早已认识到。而各地在醉驾入刑生效时的态度也是严厉的，他们相继展开了一系列的集中查处活动。但即使如此，人们还是有所担心，那就是执法是否会常态化、制度化——并不能因为风头过去便检查松散，并不能因为对象不同便区别对待，如果法律没有被严格执行，则最好的法律也只是观赏的道具。这种担心，让他们在名人违法时睁大了眼睛。
    所以，人们关注高晓松醉驾以及醉驾的相关处理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这种关注会形成一种主流的舆论，那就是醉驾是可耻的，越是名人越应该珍惜自己的声誉，在法律法规面前做好示范；另一方面，这种关注会成为对执法的一种监督，执法部门在面对名人时是铁面无私还是会心慈手软，公众都将看在眼中，此时执法部门当然不会因小失大。因此，无论被关注者心情怎样，也无论关注的过程中公众意见是否有情绪化的成分，总体来看，这种关注意义重大，换句话说，公众关注的其实不是高晓松而是执法的公平性，换成其他的名人，公众还会如此热情地关注。   乾羽
   
    道德自负拯救不了道德
   
    司法公义和明星特权，在高晓松醉驾肇事这起事件中显然没有过度联想和讨论的必要。而高晓松醉驾肇事之所以引起舆论轰动，绝不仅是因为其将可能成为“公众人物醉驾入刑第一人”，也不是因为这可能引起如两年前演员周杰醉驾肇事案的司法之争。人们关注的焦点恐怕在于：这名曾在药家鑫一案中义愤填膺，发出“生命都漠视的人会爱音乐吗”的道德名言，并倡议音乐界封杀药家鑫校友的公众人物，怎么会发生如此之大的角色反差?
　　从占据道德高地、发出正义高调的围观者，一夜间变成了醉驾肇事的被围观者，高晓松的角色转变或许正是该起事件引起轰动的沸点所在。从网络舆论的批判来看，不少人甚至将高晓松的这种言行反差视为“伪君子”。当高晓松在公域高调呐喊正义时，他是一名有良知的公民；而当他酒驾肇事后，则是一个犯了过错的个体。在道德场域，无论是公众人物还是普通人，也许都会有这样的身份反差：面对不公消息，我们会义愤填膺；但当真正面对歹徒行凶、老者摔倒，不少人又变成了冷漠的围观者。围观高晓松醉驾撞人的时候，多少人批判他“伪正义”，可谁又能保证自己今天的正义声音，某一天不会成为“伪正义”呢？
　　隔岸观火和身临其境毕竟不一样。从这起事件中，我们应该反思某些神化道德与正义的行为，只有将道德的构建放到到人的环境中，人们才能够正视自己的内心，而不会把社会道德的理想寄托在某些人、某些群体的身上。也只有每一个人都自觉成为道德的践行者，才能避免今日的围观者成为明日的被围观者。自负的道德围观，显然拯救不了道德，也改变不了什么。   时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