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倡廉）药监腐败要多少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吴龙贵

最近，继郑筱萸之后，身为药监局副局长的张敬礼成了药监系统被“双规”的又一高官。知情人透露，张敬礼“出事”缘于强生等企业曾向其行贿。（昨日《民主与法制时报》）
    今年4月，国家药监局再现腐败窝案，任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卫良等6名官员被批捕或遭停职。此次调查虽被业内人士喻为国家药监局自郑筱萸案后的第二次地震，但由于涉案金额少官员级别低，被认为，“目前药监系统曝出的没有高官，至少说明后郑筱萸时代，在权力约束方面还是有所改观。”
    这一论断显然太过轻率和乐观。随着张敬礼的落马，尤其是围绕此案而展开的各种猜测和联想，所昭示的案件事实真相的扑朔迷离，更让公众强烈感受到，药监腐败乱象并未得到彻底肃清，药监系统官员仍在延续着“前腐后继”的耻辱传统。所谓“药监系统进入后郑筱萸时代，阳光化的开始”，此时看上去更像是一种矫情的自我催眠。
    药监局掌控着与药品和医疗器械有关的医疗产品的审批权，这种垄断性的权力释放出巨大的寻租空间，致使利益输送无处不在。让公众难以容忍的是，药监腐败几乎是以相同的方式相同的轨迹在运行着。郑筱萸伏法之后，我们总结出的两大原因是“权力过于集中”和“监督不力”。然而，这两个原因在张敬礼案中表现得同样突出。
    一个细节足以说明问题：2005年，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前司长郝和平涉案被捕之后，国家药监局负责医疗器械项目审批的大权就落到张敬礼手中。照理说，有腐败案例在前，正是反思制度弊端和监督漏洞的契机。然而这样的时机被一再错过，以至于隐患在避开“风暴”过后，往往会报复性反弹。药监高官的接连落马，让我们看到了高层整治腐败的决心和魄力，但这种“抓一个是一个”的零敲碎打式的监管模式，又怎能唤起公众对反腐的制度化期待？
    事实上，即便是此次张敬礼的落马，其“反腐”的成色也未必充足。消息人士透露，张敬礼最初被调查，缘自一封指责国家药监局高层涉嫌任人唯亲的网帖。此说法并非得到权威证实，但这种“小道消息”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案件调查透明度与公众知情权的背离。关于张敬礼案，我们能了解的确切信息屈指可数，而媒体上则充斥着“消息人士透露”，“知情人称”等字样。关注的问题得不到回应，公众当然不惮于给出最坏的想象。而从此案中强生等外企“大小通吃”的行贿手法看，张敬礼因“权力内讧”而落马也不算是太过离奇的想象。
    一向号称管理严格的外企，为何在我们这儿却成为了行贿的重灾区？与其说这拷问了外企的法律意识和诚信，不如说这是对我们制度环境的一种检讨。外企并不具有天然的道德优势，当走“灰色通道”更容易获得利益且风险成本很低的时候，它们同样愿意践踏法律和良知。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制度究竟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监督体系究竟是在不断完善中还是固执地原地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