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想起父母，想起逝去的岁月

有人说，一个人对故乡的思念，首先是从胃开始。而我认为，胃的记忆，最难忘莫过于父母给我们的最初启蒙。如今，父亲母亲都已过了百年之后，在这个世上，我成了“只有归途没有来处”的人。可是我的记忆，宁愿永远停留在过去，儿童，少年，青年，中年，那些和父母在一起的日子，多么温暖。而其中，父亲母亲为了一家人付出的操劳，那个艰苦岁月里的美食记忆，更是足以陪伴我一生。

小时候，最盼望出差或是回老家探亲的父母回来，想念是一回事，惦记那一口好吃的，也是心底里的小九九。父亲祖籍四川，十多岁就被国民党抓了壮丁，解放前参加“9•25”松山起义，成为解放新疆大军中的一员。按理说，父亲是没有机会学习厨艺的，但是很奇怪，父亲做饭就是好吃，我想这可能是四川人的天赋。正因为如此，我们家兄弟姐妹八个，我和哥哥们都是受到父亲的影响，很早就学会了做饭。至今每当我操持厨艺时，总会想起父亲，因为父亲是我的启蒙老师。比如杀鸡，我总杀不好，每次都会把现场弄得鸡飞狗跳、一片狼藉。这时我就想，要是爸爸在多好啊，他总是那样干净利落，游刃有余。记得成家后有朋友给送了只老母鸡，便兴致勃勃地收拾起来。一切都按记忆中父亲的程序进行，杀鸡的过程自不必说，依旧不很流畅，取内脏时鸡屁股没有处理好，鸡肠破裂，臭气熏天。据说鸡胗里那一层薄薄的内膜，晒干后是一味中药，名曰鸡内金。所以，每次剖开鸡胗，我多么想和父亲一样，沿着皮薄处划一圈，取出一个完整的鸡内金，可是功夫不到家，那一层薄薄的内金被剖得千疮百孔，最后不得不用手一点点撕下来。最为遗憾的是，到最后一步，才发觉鸡嗉子没有取出来，差点成为盘中之餐。父亲每次都会用筷子把鸡肠子一点点翻洗干净，成为盘中最受欢迎的美味。可我却没有耐心，通常是一丢了之。如今连杀鸡都有了专门的机器，我很少有机会自己动手了，却总想起父亲当年在庭院里忙碌的身影。

记得小时候，经常会有人开着苏联产的嘎斯车（一种小型汽车）来煤矿卖鱼，车厢里是满满一车厢刚从伊犁河打出来不久的鱼，品种繁多，大小不一，价格统一，任由选购。记得湖南来的蒋叔总是爱挑一种鳞片细小，身体细长的鱼，说刺少肉瓷。现在想想，应该是俗称狗鱼的乔尔泰，伊犁河里已绝迹多年。而父亲，总是爱买通体金黄的大鲤鱼。或许是那时的食材天然，记得父亲做鱼，没有什么复杂高深的讲究，不过是备齐了葱姜蒜，收拾好的鱼用油一煎，慢火炖出来，一口下去，浸满了汤汁且有嚼劲的鱼肉瞬间让唇齿沦陷，恨不得三口并作两口，或者干脆直接全都扒拉进嘴里！可是如今我怎么做，也做不出父亲的味道，只能埋怨人工养殖使我们失去了美食的基础。或许，我对父亲的眷恋才是记忆的源头，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在品味美食，而是在品味亲情，是亲情给食物赋予了无以伦比的内涵。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61团煤矿建制撤销，整体搬迁回到团本部新成立了园林二连，父亲成了分管畜牧的副连长。这段时间父亲常常骑着马去山里的夏牧场，回来的时候，马背上的褡裢里，总会有少数民族牧工们硬塞进去的美味，黄羊肉干至今让我想起来就直咽口水。那时候没有《野生动物保护法》，山上野物稠密，尤其是黄羊，动不动就和牧工放牧的绵羊混到了一起，绵羊是公家的，不能随便宰杀，黄羊是“胡大”（维吾尔族“老天”的意思）赐予的，抓住就是自己的，自然成了牧工的主要目标之一。抓得多了吃不完，就挂在炉灶上方熏成风干肉，这种做法和藏族的风干牦牛肉差不多，生肉上抹点盐就成了天然美食。每次当父亲从褡裢里拿出这黑乎乎、硬梆梆的肉干，我都会迫不及待地拿过一小块，一股脑塞进嘴里，一股略带膻味的咸鲜味立刻随着口水咽进了肚里。可是，由于肉干太硬，一下无法嚼烂。父亲则示范给我看，顺着牛肉干的纹理，用手一丝丝撕着吃。那种带着韧劲的鲜香，真是越嚼越有味道，让人欲罢不能。

母亲是陕西人，爱吃面食，可是，虽然经过父亲这一代军垦人铸剑为犁，屯垦开荒，兵团的绿洲面积越来越大，粮食连年大丰收，上世纪七十年代小麦粉依然是稀罕物，当年有句顺口溜形象地道出了兵团的现状：“粗粮吃，细粮卖，兵团的姑娘不对外。”所以，我们的日常基本与金灿灿的包谷面为伴。想必，这在当时也是很多内地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才会有大批的盲流（当时人们对自流来疆人员的鄙称）置“羌笛何须怨杨柳”的哀愁于不顾，逃离嘉峪关一路向西直奔古诗词里的蛮荒之地。可见我们的祖先早已在实践中悟出生存之道：“民以食为天”，当人类生存受到饥饿威胁时，第一需求战胜了对恶劣环境的恐惧。

包谷面发糕管饱吃，比食不果腹的逃荒者自然幸福了很多，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在缺菜少荤的情况下，发糕吃多了胃酸烧心，以至于每当热腾腾、黄灿灿的包谷面发糕出笼，我们的胃都会产生翻江倒海的条件反射。母亲便想法设法把这简单的食材做出花样来，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个年代，又能做出什么花样呢！当然，和发糕相比，搅团堪称美味。搅团的做法也很简单，把水烧开，包谷面撒进去，边撒边用铁勺按顺时针搅动，直到面糊糊越来越稠，最后搅起来很费劲，说明劲道够了，大功告成。搅成一团，就叫搅团，多么形象生动的名字。搅团放凉之后，凝固成块状，形似凉粉，用刀切成小块，浇点油泼辣子和醋，酸辣爽口，有化腐朽为神奇之功效，若是再有点葱花香菜之类的，更是锦上添花，恨不得把碗底都舔了。于是母亲每次从老家回来陕西的辣子面便成了行囊里必不可少的稀罕物，我家的油泼辣子搅团，也成了很多拉煤师傅津津乐道的美食。

一种食物吃久了，终究会产生味觉疲劳，更何况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让我对搅团产生了又爱又恨的矛盾心情。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苏关系紧张，整个新疆都在闹备战，这时候“老家”的意义显得尤为珍贵：很多人家都选择把老幼妇孺送回内地，以防战争带来的伤害。我就是这个时候和母亲一起来到了她的老家—陕西省宝鸡县虢镇，在这里，更是一天三顿离不开搅团，我的胃很快便提出了抗议。这时候，星期天成了我最大的期盼。因为每逢星期天，大表哥就会带着我去镇上赶集，而且每次都会给我买一块白面锅盔。每次看着摊主把面盆大小、两面金黄、冒着热气的锅盔用刀切开，我就觉得一股麦香扑鼻而来。当我用手捧着这块香喷喷、厚墩墩的锅盔，小心翼翼地掰下一块放进嘴里，旁边的小朋友满是羡慕的眼神盯着我，看着我一口一口把锅盔吃完然后心满意足地舔舔嘴。现在想想，当时我吃的不仅仅是锅盔，更是一种享受特殊待遇的优越感。

这也使我多年以后在经常梦回虢镇，回到那尘土飞扬的乡镇集市。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少年走读的乡村小学和长满野菜的原野都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记忆里。甚至得意洋洋地想起乡党们怀着好奇的神情指着我说：“看，那个白白胖胖的就是新疆娃！”

到了八十年代，团场的冬小麦连年丰收，我们再也不用为顿顿吃搅团而皱眉头了。这时候，母亲手擀面的手艺得到了尽情发挥。有一年从老家回来，她不仅背了辣子面、黄花菜、黑木耳，还有一把款式奇特的大菜刀，从此我们便常常看着母亲围着家里的大案板，用一根长长的擀面杖为我们擀面，由于家里人多，每次擀面得擀一张桌面大小的面皮，面皮擀好后，她用擀面杖顺次把面叠起来，再用这把大菜刀一刀刀切成丝，然后抓起来抖开，一缕缕摊在面板上。现在想来，那刀身之笨重，堪比杀猪匠的斩骨刀，母亲当初拿着它怎么会那样游刃有余，为我们做出一锅锅的臊子面。

后来电视连续剧《封神榜》热播，才知道我曾经匆匆逗留的小镇竟然在历史上大有来头，它不仅是个有着诸多历史典故和传说的地方，也是中国最古老的地名之一，具有三千多年历史。“虢”在汉字里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最早是以姓氏出现，在周朝末周幽王有个官员叫虢石夫，他就是“烽火戏诸侯”的始作俑者。而在唐朝历史中颇具争议的杨玉环有三个后来被带入宫中的姐姐，其中一位后被封为虢国夫人，所谓“虢国夫人承主恩”中的虢国夫人便是她的封号。虢这个字在汉语汉字应用中除虢镇，虢王外几乎少见，它不能组成词组、不能组成句子、不能当作单词使用。可惜，如今宝鸡县虢镇已不复存在，随着宝鸡县撤县改区，成为宝鸡市陈仓区。想必大家一定对“陈仓”这个地名不陌生，没错，这就是历史上汉高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那个陈仓。

而父亲的老家万源市则充满了苦难和悲壮。虽然随父母回万源时我还年幼，但是山里的野葡萄、野蘑菇、老腊肉、嫩竹笋的味道常常出现在我的梦境里。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常常为父母代笔给两地间传递亲情，“四川省达州专区万源县丝罗公社木马寺村”这个地名早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几年前，婶婶还寄来了她亲手采摘的黑木耳和在石头上晒干的土豆片，让父亲在离世前再次品尝到了家乡的味道。后来查了资料才知道，万源市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川陕苏区的重要区域，曾经有14万老百姓参加革命，素有“红色万源”的美称。1932年12月，徐向前、李先念、许世友等红军将士在万源进行了红四方面军历史上“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战斗最艰苦、战绩最辉煌”的“万源保卫战”，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许世友血战大面山，张才千激战玄祖殿，李先念阻敌花萼山，徐向前夜袭青龙观……我想，这也是父亲后来加入解放新疆、保卫新疆、建设新疆大军的动力之源吧。

宝鸡厚重的历史文化，万源悲壮的红色传奇，让我这个兵团二代为此骄傲不已，也更加理解了为什么兵团能够如此博大宽厚，让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心甘情愿在这里“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因为，这里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之地。

作者简介：鲜章平，男，1971年10月生，笔名榆杨，新疆作协、兵团作协理事、四师作协名誉主席，先后当过团场新闻干事、县委组织部秘书、银行职员、报社记者编辑、电视台总编，现就职于中华保险十二师分公司。业余从事文学创作30多年，数十次获各级文学及新闻奖，在《中国作家》、《诗选刊》、《散文选刊》、《绿洲》、《伊犁河》等报刊发表散文、诗歌、小说等作品100多万字，出版作品集《站在阿力玛里的土地上》、诗集《西部回声》（与人合著）、《热爱》、散文集《阿力玛里记忆》、《三棵树》、长篇小说《无处安放的爱情》等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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