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名称源自香港新证

中国的银行是近代中西交流的产物，最早出现在鸦片战争之后的香港。1845年，英国的Oriental Bank在香港设立分行，后来陆续延伸到内地。Oriental Bank的香港分行是开设在中国的第一家银行，开业之初是否已有汉语名称，现在尚不清楚，但由“Bank”翻译而来的“银行”一词，不久就在香港产生。

对中国人从什么时候起使用“银行”这一名词，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曾做过比较详细的考证。这本书第八章“银行的兴起”一节中说：

“嘉庆二十四年（1819）英人穆里逊（R. Morrison）的《汉文字典》（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里面，只有银铺、银票，而没有银行。道光二十九年（1849）的《英汉历》（Anglo-Chinese Calendar,1849）里，广州的外人名单中，有Oriental Bank（东方银行）一家，仅注译作‘银房’，可见那时还没有用银行这一名辞。不过当时对于各种商店既有称行的习惯，如隆顺行、公司行等，大概后来对于专门处理银钱事物的行号就称为银行。

最早提到银行一辞的似乎是咸丰六年（1856）香港出版的《智环启蒙墅课初步》一书，其中Bank Note译作银行钞票。而咸丰九年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著的《资政新篇》中也有‘兴银行’一条。洪仁玕正是来自香港，可见当时银行一辞在香港已通行了。同治五年（1866）香港出版的《英华字典》中的Bank一字下，第一个译语就是银行，其次才是银铺、银号、钱铺等。同年英国的Oriental Bank所发行的钞票，中文名为东藩汇理银行。”　

现在看，彭信威的研究仍是最有说服力的，不过对“最早提到银行一辞的”文献，现在有了e考据的助力，还可以举出比“咸丰六年（1856）《智环启蒙墅课初步》”更早的例子，以为补充。

1854年1月的中文月刊《遐迩贯珍》中，已有关于“银行”的报道。《遐迩贯珍》是在香港出版的第一份中文期刊，创刊于1853年8月，停刊于1856年5月。杂志由马礼逊教育会出版，英华书院印刷发行。在一千八百五十四年正月朔旦（1854年1月1日）出版的当年第二号杂志（与第一号同日出版）“近日杂报”栏刊登消息说：

“十一月十三日，福州来信云：数月来，因地方多故，致数家大银行关闭歇业，而小经纪挑贩贫民，多受苦累……原其起事之由，因各家银行，仓促间银钱支绌，不敷应付，阛市骚然，莠民藉端鼓众哄闹，乘衅抢掠铺户，波及各富室。署制府王懿德闻变，派兵捕办，擒枭为首六人以徇，事稍定。旋访得各银行实有咎失招衅之瑕，提鞠根由，据云银项现尚敷支结，惟铜钱缺乏，所以壅塞不通……”

这则新闻发生在咸丰三年四、五月间，说的是福州四家钱店遭遇“滚支”即遭挤兑而倒闭的事件。文中3次出现“银行”一词，与今天语义相同。《遐迩贯珍》编辑部于1853年11月13日收到福州来信，于次年1月1日出版杂志，算上编辑日程，可见“银行”一词至晚在1853年已在香港流行。这比《中国货币史》指出的最早语例要提早3年。

这是否说明当时内地如福州已经流行“银行”一词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福州方面对此事的记载截然不同。《遐迩贯珍》报道的“数家大银行”，按当事人的说法却是“钱店”“钱铺”。如署理闽浙总督王懿德的年谱记录此事说：“时省城钱店票存不敷支应，奸民乘机抢掠，获六人诛之，始定。”亲历事件的福州人刘存仁在给亲友的信中说：“自五月初三日起，中和滚支，继而各店纷纷停闭。钱店限支，典铺限当。”（傅衣凌《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福建金融风潮史料摘抄》，《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第255页。中华书局，2008）显然，当时福州并无“银行”，只有“钱店”。《遐迩贯珍》所言“银行”，是对传统钱店的香港话表述。据台湾学者苏精研究，《遐迩贯珍》的每月稿件由各地寄来香港，主编翻译成中文后，再请中国教师加以润色（《铸以代刻》，第281页，台大出版中心，2014），可见“银行”确是香港本地语言。这是仿造清代外洋贸易中“洋行”一词而创造出的汉语新词。

    搜寻“银行”早期用例，是金融史研究的一项有趣工作。随着阅读更多史料，特别是检索电子资源，也许还会发现更早的“银行”，但不会早过1845年，应是可以肯定的。

    （艾俊川/中国金融家/2015年2期）

    古语中另有表示“银器制售之行”的“银行”一词，出现较早。虽然与作为金融机构名称的“银行”不同源、不同义，但用同样的字组成。原文说“银行一词”源自香港明显不妥，改为“银行名称”，庶几近之。感谢@治小而雲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