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藏的譬喻：因袭故典还是自出机杼？

 

 

    对中国雕版印刷起源年代的认识，人们的分歧正在缩小。近年来研究者多接受“初唐说”，即七世纪后半叶唐高宗及武则天当政时期（650-704）雕版印刷已广泛使用。这多半缘于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1897-1984）从汉文大藏经中读出唐代僧人法藏（643-712）的几段讲经文字。神田喜一郎于1976年在《日本学士院纪要》（34~2）发表《中国における印刷術の起源について》一文，介绍他的发现和观点，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他去世后，文章被译成中文（题为《有关中国印刷术的起源》，高燕秀译），连载于台北《故宫文物》月刊1988年第6、7两期中。

法藏在他讲解《大方广佛华严经》的著作《华严五教章》（又名《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中回答“佛说法是否有前有后”这一问题时说:

一切佛法并于第二七日，一时前后说，前后一时说。如世间印法，读文则句义前后，印之则同时显现。同时、前后，理不相违，当知此中道理亦尔（“教起前后”章）。

    据神田喜一郎论证，《华严五教章》成书于唐高宗仪凤二年（677）前后。十几年后，法藏复撰成《华严经探玄记》，在回答同一问题时，又说：

 

同时而说。若尔，何故会有前后？答：如印文，读时前后，印纸同时（卷二）。

 

神田喜一郎分析说，“我们在读印刷的书物时，是从前面依顺序往后面读之，但书物在付印之时，就没有前后顺序的区别了，是同时被印出来的。像此种将版木一枚一枚刷印制成书本的木版印刷方式，我们有知道的必要。法藏将此种印制方式当成比喻，告诉大众。从以上所说的看来，我想在法藏的时候，木版印刷已经在一般大众之间广为流行了。这是很有力的立证。”（《文物光华（六）》，第200页。台北故宫博物院编，1992。）

 

 在发现“世间印法”譬喻之前，貌似能证明雕版印刷起源较早的文献资料也有不少，可惜追究起来，不是人们阅读理解有误，就是古书本身存在问题，证明力都不强，所以聚讼百年，仍无定论。而从字面看，法藏的话中包含了印、文字、纸，还有一个“印纸”操作，几乎具备了印刷的所有要素，形成完整的印刷过程，故此“初唐说”被广泛接受。如中国学者孙机也认为，“法藏的这些话含义十分明确，没有产生误解的余地。而且他既然用印刷术打比喻，说明佛教信士们对这件事也不陌生。法藏主要活动于初唐，他的这些话是中国初唐时已有雕版印刷的铁证”（《印刷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第14页，新星出版社，1997年）。

 

 起源问题可称为中国印刷史研究的首要问题，如果法藏确实在用雕版印刷术喻说佛法，那么搜寻出他留下的明确时间坐标，是印刷史研究的重大突破，可喜可贺。但他的话也有一点让人隐隐不安：正像开启了中国印刷史研究进程的卡特观察到的那样，“汉文中的‘印’字，兼具印章和印刷两层意思”（《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第22页。商务印书馆，1991），人们必须排除“印章”，才能落实“印刷”，究竟法藏所言其意云何？当把阅读范围扩展到法藏的整部著作以及更多佛典，而不是局限于断章零义之后，我们会发现，这种“不安”并非庸人自扰：法藏说的“印”，义指“印章”的可能性远大于“印刷”，至少不可以径指为“印刷”。将其称为雕版印刷起源的铁证，未免过于乐观。

 

 先放开法藏的譬喻。“印”本来就是《华严经》中的重要概念，除了印现、海印、智印等宗教引申义外，经中也出现很多使用印章、钤印本义的“印”。《华严经》有三个主要译本，最早的是东晋陀跋陀罗译六十卷本（译始于义熙十四年，418），或称“六十华严”，也是法藏讲解的本子；居中的是与法藏同时代而稍后的唐实叉难陀译八十卷本（译成于圣历二年，699），或称“八十华严”；最晚的是唐般若节译四十卷本（译成于贞元十四年，798），或称“四十华严”。三位译者在选词用语上并不雷同，有助于我们对经文的理解。

 

“六十华严”《离世间品》有“世间……印法”一语：

 

 菩萨摩诃萨善巧方便、究竟彼岸，随顺世间……示现一切世间书疏、文诵、谈论、语言、算术、印法，一切娱乐，现为女身才术巧妙，能转人心，于世间法离世间法，悉能问答究竟彼岸；于世间事离世间事，亦悉究竟到于彼岸。

 

 “八十华严”译作：

 

 菩萨摩诃萨到善巧方便究竟彼岸，心恒顾复一切众生……一切世间文词、咒术、字印、算数，乃至游戏、歌舞之法，悉皆示现，无不精巧，或时示作端正妇人，智慧才能世中第一，于诸世间出世间法能问能说，问答断疑皆得究竟；一切世间出世间事亦悉通达到于彼岸。

 

 此本于《十地品》又有类似说法：

 

 此菩萨摩诃萨为利益众生故，世间技艺靡不该习，所谓文字、算数、图书、印玺；地、水、火、风种种诸论，咸所通达。

 

 可见，“六十华严”中的“印法”，就是“八十华严”中的“字印”、“印玺”，为印章无疑。世传梵文本《华严经》中，此“印法”对应的mudrā，同为“印章”之义。

 

 “六十华严”《入法界品》说：

 

  而亦不违种生芽法，悉知一切从因缘生，如因印故而生印像。如镜中像，如电，如梦，如响，如幻，各随因有。

 

 “八十华严”《入法界品》译作：

 

 

 知一切法如种生芽故，如印生文故。知质如像故，知声如响故，知境如梦故，知业如幻故。

 

 

 “四十华严”则译作：

 

 知一切法如种生芽不失坏故，如印印文相续起故。知质如像故，知声如响故，知境如梦故，知业如幻故。

 

 可见，句中作为名词使用的“印”为印章，作为动词使用的“印”则为钤盖。印章以能复制文字图像而被说法人用作譬喻。

 

 从佛经中还可看到，在佛说法时的印度“世间”，制作使用印章是婆罗门必备的几项技能之一，有点像中土的“六艺之一艺”。当时人擅长“印法”，仅《华严经》的三个译本中就有多例。

 

 “六十华严”：

 

 

（释天主）答言：“善男子！文殊师利教我相黡子法、算数法、印法，我因知此三种法故，得一切巧术智慧法门。善男子！我因此法门故，知黡子、算数、印性。”

 

 “八十华严”：

 

 自在主言：“善男子！我昔曾于文殊师利童子所，修学书、数、算、印等法，即得悟入一切工巧神通智法门。善男子！我因此法门故，得知世间书、数、算、印界处等法。”

 

 

“四十华严”中除自在主童子外，具足艳吉祥童女也擅长印法。其母赞美说：

 

 此女非长亦非短，亦复不粗亦不细，身诸部分悉端严，众相圆备无讥丑。世间所有诸技艺，文字算印工巧法，言辞讽咏皆清妙。

 

 又有多罗幢城多智大婆罗门对善财童子讲说四种姓各艺其业：

 

 言艺业者，并从髫龀以至壮年，各于其伦习学其事。若婆罗门业，修智慧、图书、印记、纬候、阴阳、身相、吉凶、围陀典籍。

 

 

 正因为印章的普及与流行，而且它能如实、快捷复制文字与图像，与印成品具有直接因果关系，种种特性与佛法有奇妙契合，故佛经中除引申“印”的意义，使其成为佛教名词外，还就“印法”多方取譬，妙意横生。《华严经》外，再举数例。

 

北魏般若流支译《正法念处经》：

 

如印印物，彼不似印，印软物坚，则不能印；印坚物软，印则文生。

 

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狮子吼菩萨品》第十二之三：

 

如蜡印印泥，印与泥合，印灭文成，而是蜡印，不变在泥。文非泥出，不余处来，以印因缘，而生是文。

 

隋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空声劝厌品》：

 

生灭无体故，如印印成文，非彼非离彼，诸行亦如是。

 

唐玄奘译《寂照神变三摩地经》：

 

信解随因所起诸果，如印起印成一切法。

 

这时让我们回到法藏的譬喻，就会发现，法藏著作与佛经特别是《华严经》使用同一话语系统，他所说的“世间印法”显然直接来自《华严经》的“示现一切世间书疏、文诵、谈论、语言、算术、印法”；“印之则同时显现”则脱胎于《华严经》的“如因印故而生印像”。

法藏“世间印法”的说法基本袭用了《华严经》的现成譬喻，他“以经解经”的出新之处在于引用成语时加入了能体现时代特点的新元素——纸，将 “世间印法”的“世间”从佛说法时代拉近到他身处的时代。

 

在“八十华严”译成后，有长者李通玄撰《新华严经论》，也以“印”为譬解说佛法：

 

一时顿印如印印泥；一时顿印无有先后中间等（卷二）。

 

取譬与法藏相似而固守“印泥”本义，一方面说明李氏解经相对拘谨，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法藏之后，唐人解经仍将“印”指为印章而非印版。

 

佛教产生时没有纸，能“印”的只有“泥”，所以尽管古印度印章十分发达，佛经常常提及，人们也不会误解这是在讲“印刷术”。法藏将“印泥”譬喻转换为“印纸”，透露出在他身处的时代，将印章钤盖在纸上而不是泥上，已是寻常生活情景。能否认为这就是雕版印刷的流行？这个问题比较纠结，但在印刷史研究中还是有基本共识的：雕版印刷在很大程度上受印章启发而产生，将印面扩大，文字增多，钤印改为刷印，雕版印刷术就出现了。但在这些演变未完成，特别是“刷印”尚未出现时，使用印章复制文字图像不能称作“雕版印刷”。且不说法藏的譬喻只是引用佛经成语，即使他自出机杼，从文中也看不出此“印法”具有雕版的技术特征，难以证明雕版印刷在“初唐”已经发明甚至成熟。

 

退一步说，如果把在纸上钤盖印章看作是印刷术发明的一个过程，对法藏譬喻的意义也不能过高估量，因为在他之前，“或印绢纸”（唐僧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语）已有很多明确记载。如《魏书·卢同传》记卢同奏设“朱印勋簿”之制：

 

肃宗世，朝政稍衰，人多窃冒军功，同乃表言：……请遣一都令史与令仆省事各一人，总集吏部、中兵二局勋簿，对勾奏按。若名级相应者，即于黄素楷书大字，具件阶级数，令本曹尚书以朱印印之……诏从之。同又奏曰：……请自今在军阅簿之日，行台、军司、监军、都督各明立文按，处处记之。斩首成一阶已上，即令给券。一纸之上，当中大书起行台、统军位号，勋人甲乙。斩三贼及被伤成阶已上，亦具书于券。各尽一行，当行竖裂。其券前后皆起年号日月、破某处陈、某官某勋，印记为验。

 

其中分别说到在绢帛（黄素）和纸上钤盖印章，且印色为朱色。又如同书《萧宝夤传》记正光四年（523）宝夤奏设“官吏考计”之制：

 

既定其优劣，善恶交分：庸短下第，黜凡以明法；干务忠清，甄能以记赏。总而奏之。经奏之后，考功曹别书于黄纸、油帛。一通则本曹尚书与令、仆印署，留于门下；一通则以侍中、黄门印署，掌在尚书。

 

同样要在纸和帛上钤盖官印。

两件事都发生在魏肃宗（即孝明帝，515-528年在位）当政期间。可见早在此前，印章已加于纸帛之上。在实物方面，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所出写本《杂阿毗昙心论》，纸背捺印四周环绕梵文的墨色佛像并钤“永兴郡印”朱印，李之檀考此永兴郡为北周所设，钤印年代在561-574年之间（《敦煌写经永兴郡佛印考》，《敦煌研究》2010年第3期）。此件纸上同时钤有佛像印与官印，可略窥雕版印刷术发明前印章用法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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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杂阿毗昙心论》上的捺印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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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二：《杂阿毗昙心论》上的“永兴郡印”

 

 

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第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