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郑振铎最先发现并研究插增本《水浒传》

    1927年夏，郑振铎先生游历欧洲，到各国的重要图书馆中，阅读他们收藏的中国书，尤其是小说与戏曲。他先到法国，在巴黎的国家图书馆(Bibliotheque National)见到了不少中国小说与戏曲，这让他大喜过望，立即修改行程，在本想只住几天的巴黎竟流连了几个月。

    郑振铎在巴黎的国家图书馆看到十部《水浒传》，除去文字相同的，共有五种不同的本子，其中最让他惊喜的，是《新刻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这也是中外研究者第一次看到“插增本”——以插增故事为标榜的《水浒传》。

    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一文中，郑振铎说[i]：

    《新刻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全书不知若干卷，若干回，仅残存第二十卷全卷及二十一卷半卷。所叙为王庆的始末，仅至宋江起兵征伐王庆，连克坚城为止，未及王庆的灭亡。但这一本书，虽为零星残缺的剩本，却有无比的高价，可信为现存的《水浒传》中最古的一个刻本。全书一页分为上下两截，上截占全页面积三分之一，是插图，下截占全页面积三分之二，是文字。像这样形式的刻本，是很古远的，大约是南宋末叶很流行的式样；阮氏翻刻的宋本《列女传》是如此，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的几部古代平话，如《三国志平话》、《武王伐纣书》也是如此，惟不能断定究为元和明的刻本。（但至迟不能在万历之后，不列颠博物馆藏有一本《万历壬辰书林余氏双峰堂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亦每页有图有文，正与此相同，惟每页分三格，第一格有评语，与此略异而已。万历以后，这种版式便不大看见了。）……

我很想把这残本影印出来，这真是一部珍秘的古书，值得研究的。至少，我们在这里可以晓得：（１）《水浒传》是很早便有很完备的本子流传于世了；（２）《水浒传》的故事是时时为无名作家所“插增”的；这个残本，便是以“插增田虎王庆”的故事为号召的。

    发现这样一部《水浒传》，郑振铎的欣喜之情跃然纸上。当时，人们看到的《水浒传》多为清代版本，几部明末刻本还未被发现，嘉靖残本更是不为世人所知，说这部残本“可信为现存的《水浒传》中最古的一个刻本”，并无不妥。即使在今天，即使有嘉靖残本，这部“插增本”所存内容仍是现存《水浒传》中最古的，因为二本文字并不交叉。惟认为该本或早至元代，后来从文本、字体、版式等方面看不大可能。两年后，郑振铎自己修正了对此书版本的看法。

    1929年，郑振铎在《水浒传的演化》中论及“全本”，即增加了田虎王庆，故事最全、的本子，将插增本列为第一种：

    在这些全本之中，最先出现的最重要的乃是《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这一部书的出现是极重要的事实。这部《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其版式与余氏双峰堂所刊的《三国志传》完全相同，上格为图，下格为文字，纸张也是相同的，可证其为同一的刊本。……余氏刻书的时代是万历之间，这部《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想亦出于这个时候。此书以“插增田虎王庆”为号召，且见之于标题　可见这两大段的故事是到了余氏方才“插增”进去的。这两段故事，在万历之前，全不见于《水浒传》中。余氏大约因为读者喜欢《水浒》的多，所以特别的自编了这两大套的水浒故事进去，以示别于他本。这一个“全本”一出版，便要推翻了一切的以前出版的罗氏本、郭氏本。“水浒故事”的演变，至此始宣告完成。……这个第一部的“全本”乃是后来各简本的“祖本”。凡简本叙到田虎、王庆两大段的故事时，便直抄这一个本子，没有什么增删。……

    巴黎所藏的这部书，只残存一卷多一点，三十三叶。对全书的情况，只能推测。郑振铎认为，对此“插增本”的内容，可知者有以下几项：

    一是以插增田虎、王庆二大段的故事为号召；二是改了罗氏原本的分卷分则的格式，而变为回目；三是从郭氏繁本中取出征辽的一段来，加以删节，并入罗氏原本中；四是除了插增征辽及田虎、王庆故事，以及改“则”“卷”为“回”之外，其余的内容文字与罗氏原本大概是相同的；五是在刊印此书的时候，有可能偶然采取郭本的长处，特别是原本所无，而郭本所有的诗词；六是余本插图很精美，但刊印则颇不经心。

    从后来的研究成果看，郑振铎上述观点得失兼具。从现存资料看，认为标榜“插增”的本子是第一部“全本”，后来的简本都以它为“祖本”，是成立的。因为现存的简本内容不出这个范围。但具体到巴黎所藏的后来被称为“插增本”的本子，是不是同类型文本的第一个刻本，还需要深入研究。更值得商榷的是，将插增本定为万历间余氏双峰堂所刻，并无直接依据。郑振铎当时这样认定，是因此书上图下文，与余氏所刻其他书特别是《三国志传》类似，故推测此书同为余氏所刻。余氏在万历二十二年确实刊刻过《水浒传》，也插增了田虎、王庆故事，而且版式是上评中图下文的，与《三国志传》全同，但那部书后来在日本日光轮王寺发现了全本，名字叫《京本增补校正全像水浒志传评林》，并于50年代影印行世。插增本本身没提供版本信息，复与余氏刻本书名、内容不同，版式也有差异，无法确定是否同为余氏所刻。如此，插增田王故事始于余象斗等推论也就失去基础。

    在二十年代，郑振铎持“简先繁后”论，认为繁本《水浒传》是在简本的基础上扩充发展出来的，所以他对插增本给予高度重视。后来他的观点发生变化，不再认为简先繁后，对插增本的价值也不像原来那样强调。1953年他主持《水浒全传》校勘工作，认为插增本等简本都是繁本的删馀之物，错讹不堪，没有把它列入参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