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宋代钞票印刷的记载中，常能看到“印”。如《宋朝事实》卷十五关于交子的记载：
    
       “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
        
        《楮币谱》：“大观元年改交子务为钱引务，所铸印凡六：曰敕字，曰大料例，曰年限，曰背印，皆以墨；曰青面，以蓝；曰红团，以朱。六印皆饰以花纹，红团、背印则以故事。”
    
        从上述“印”的图案内容可以看出，它们都是印刷用的印板、印模，并非钤盖用的印章。在与书籍印刷有关的记载中也出现过这种情形，最著名的当属关于活字印刷起源的记载。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
    
        “庆历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一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宝藏之。”
    
        可见，一个字模就可以称为“印”。印板、字模都被称为“印”，这是印刷术源于印章的一个充分证据。
    
        宋代纸币印刷发行中还有严格的给印制度。作为国家信用的依据，印章在纸币上有着重要意义。在史书中，与印钞发钞有关的用印制度很多，仅举一记载详明的为例。《宋史·舆服六》：
    
        绍兴十四年，臣僚又言：“印信事重，凡有官司印记，年深篆文不明，合改铸者，非进呈取旨，不得改铸焉。”时更铸者，成都府钱引，每界以铜朱记给之。行在都茶场会子库，每界给印二十五：国用印三钮，各以“三省户房国用司会子印”为文；检察印五钮，各以“提领会子库检察印”为文；库印五钮，各以“会子库印造会子印”为文；合同印十二钮，内一贯文二钮，各以“会子库一贯文合同印”为文；五百文、二百文准此。
    
        这些上颁官印，在文献中也被称为“印”，与印板之“印”没有区别，这就给我们读书造成混乱。与安徽东至南宋关子版最为密切的一段记载就是这样。《宋季三朝政要》：
    
        “其（贾似道）关子之制，上黑印，如西字；中红印，三相连，如目字；下两旁各一长黑印，宛如一贾字也。”
    
        现在研究者倾向于这套钞版就是贾似道发行的关子版，并按上述记载进行票面拼合，基本上把“印”理解为官印，在现存的四枚印章排列上下工夫。为了和文献“吻合”，还想象出并不存在的二枚“专典官印”。其实细心分析一下就可看出，上述“印”并非官印，至少不全部是官印。从存世元明古钞看，官印都是用朱色加盖在印刷好的票面上。贾似道关子上方“如西字”的印是黑色的，若是印章加盖，就会掩盖了钞票上的图案文字，这是不可能出现的现象。因此这枚印应该也是印板。其他的可以类推。
    
        辨别清楚文献中“印”的真正含义，对研究纸币史和印刷史，都是有益处的。 

      东至关子钞版暨两宋纸币——两宋纸币专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C]; 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