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南平、广东雷州和江苏泰州一个月内接连爆发残害小学生和幼儿园儿童的惨案，数十名天真、纯洁、无辜的孩子被残暴杀死、杀伤，新中国立国六十多年以来前所未有，也是世所罕见！这是我们的社会出了大问题的直接警示！三十年社会剧烈变化，大量深层次矛盾沉积，再也不能熟视无睹，任其恶性演化了！

    现行社会治安体系已经难以应对全新的社会矛盾。六十多年来我们已经建立起社会治安管制的整套体制、体系，但在新的根本性矛盾面前却不堪一击：犯罪分子难以抗衡社会的主流防范体系，却可以袭击社会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脆弱的人群，对毫无抵抗能力的孩子实施犯罪。而我们庞大的治安系统却无法向应对其他极端事件那样予以有效预警、有效防范，反应不是迟钝，而是近乎麻木。

    现行“维稳”方略必须检讨。我们每年花费几乎等同于军费开支的庞大费用“维护社会稳定”，人们不可以集会、上访乃至于“散步”，重大节日得以圆满庆祝，重大活动得以安全进行，人们似乎觉得社会真的繁荣了，真的进步了。但孩子们作为社会的未来希望，他们的生命却没有保障。这不是讽刺，甚至也不是挑战，而是直接的否定。如何才能真正维护社会的稳定，防范文明社会绝不可能接受的惨剧发生，值得彻底反省。

    当犯罪分子以突破人类良知底线的极端手段报复社会的时候，他们诉求的是没有得到最低限度的司法公正。无论我们认可与否，这几个丧尽天良的杀手在堕落为人渣的过程中，非但没有得到“救助”，反而遭遇了所谓的“司法不公”。无可否认，法律天平的倾斜是起了“助推”作用的。如果一个社会丧失了可以有效调节社会公平的基本法律体系，颁布再多的法律文本，建立再庞大的司法队伍，都难以阻止社会灾难的降临。如果我们对此还没有清醒过来，我们所有的所谓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必然是海市蜃楼。

    应当允许社会矛盾有适当和通畅的宣泄出口。我们延续的文化原型之一是几千年形成的“治水文化”，“宜疏不易堵”是其中最浅显的道理。遗憾的是我们实施的却是以“奥运安保”为模式应对社会新形态的管制手段，并沾沾自喜进而推而广之：全方位控制部分群体寻求基本维权，强行钳制舆论分流不满情绪，结果自然适得其反。

    执政理念与施政效果极端不匹配的现实亟需改变。“为民”、“尊严”和“体面”等概念进入主流话语，“和谐”成为目标导向，无疑是历史性进步。但怎样保证各级官员的施政目的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贯彻上述理念，需要根本的制度调整，而不是沉醉于玩弄文字游戏。

    媒体舆论引导需要反省、校正。每当社会极端事件发生，主流媒体被迫沿用“负面事件正面报道”的低级套路，无法引导人们深入反思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领导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只能说明他们已经失职、渎职，“群众情绪稳定”更是昧着良心掩耳盗铃、自欺欺人；部分无良媒体无节制渲染残暴细节，也在一定程度上诱发极端分子铤而走险。媒体应该在社会失衡、文化失范、道德失效的转型期，自律、自校并自我进步为社会公器。

    教育主管当局和学校不应推卸责任而应“紧急自卫”！南平惨案发生在“校门口”，不是学校可以推诿的理由，雷州、泰州惨案中教师在“校园内”防卫无效，也难以博取同情。当学生们成为社会矛盾的直接受害者的时候，任何辩解、推脱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在社会问题综合施治需要时间的环境下，作为直接责任者的教育主管当局和各级各类学校，当务之急是有效自卫，并切实行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