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之死

李贽的《遗言》写于万历三十年的二月初五日，到二月廿二日，事情就来了，那一年的闰二月之二十二日，礼科给事中张问达秉承首辅沈一贯的旨意，疏劾李贽，《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九录有此疏之全文，今录其文于下：

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不足据，狂诞悖戾，未易枚举，大都刺谬不经，不可不毁者也！

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观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而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之恤。迩来缙绅士大夫，亦有诵呪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数珠以为律戒，室悬妙像以为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于禅敎沙门者，往往岀矣。

近闻贽且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仅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续。望敕礼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仍檄行两畿各省，将贽刊行诸书，并搜简其家未刊者，尽行烧毀，毋令贻祸乱于后，世道幸甚。

接下来便是明神宗的批语：

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今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党徒曲庇私藏，该科及有司访参奏来，并治罪。

那么这一大段御批是否真是明神宗自己写的呢？不是，当时明神宗并不亲政，那些御批的文字，皆是首辅代笔拟旨，然后有司礼监之秉笔太监批红，就成为皇帝的御旨下达了，明神宗是否真的知道这件事也很难说。那么沈一贯为什么要抓李贽呢？当初沈一贯与张位同在内阁，二人一起与援朝的辽东巡抚杨镐有私下的往来，当杨镐兵败，其丧师酿乱之事，是沈一贯、张位一起与杨镐交结欺蔽朝廷。事发后，李贽在《复焦弱侯》一信中，称赞了揭发这件事的援朝军赞画主事丁应泰。张位事发后罢官，沈一贯成为内阁首辅，李贽来到通州，当然成为沈一贯的一块心病，这是他所以要抓李贽的原因。

当天李贽便被捕入狱了，袁中道的《李温陵传》记载了李贽被捕时的情况，其云：

至是逮者至，邸舍怱怱，公以问马公。马公曰：“卫士至。”公力疾起，行数步，大声曰：“是为我也。为我取门片来！”遂卧其上，疾呼曰：“速行！我罪人也，不宜留。”马公（经纶）愿从。公曰：“逐臣（指马）不入城，制也。且君有老父在。”马公曰：“朝廷以先生为妖人，我藏妖人者也。死则俱死耳。终不令先生往而己独留。”马公卒同行。至通州城外，都门之牍尼马公行者纷至，其仆数十人，奉其父命，泣留之。马公不听，竟与公偕。明日，大金吾置讯，侍者掖而入，卧于阶上。金吾曰：“若何以妄著书？”公曰：“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大金吾笑其倔强。狱竟，无所置词。

李贽便就如此收监了，马经纶在外百般营救，为李贽辩解。关于李贽在狱中的情况，马经纶《与黄慎辉宫谕书》讲到李贽在狱中，称：“惟曰：‘衰病老朽，死得甚奇，真死得所矣，如何不死？’日来呕吐狼狈，便溺不通，病苦至极，惟愿一捧了当为快耳！”李贽系狱日久，有诗《不是好汉》，表示自己惟求速死：

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

系狱一个月，李贽风闻要敕回原籍，张问达疏劾也只提出“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李贽在狱中说：“我年七十有六，死耳，何以归为。”又说：“我一七十老矣，昔李将军（李广）义不对簿，我不可后之。！”袁中道《李温陵传》云：

一日（三月十五日），呼侍者剃发。侍者去，遂持刀自割其喉，气不绝者两日。侍者问：“和尚痛否？”以指书其手曰：“不痛。”又问曰：“和尚何自割？”书曰：“七十老翁何所求！”遂绝。

李贽去世的时间是三月十六日夜子时，地点是在北京镇抚司狱中，《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九却称：“贽逮至，惧罪，不食死。”

李贽之死，虽死犹生，《明神宗实录》所记载的依靠权势所定之是非，可靠吗？礼科给事中张问达弹劾李贽的那些罪名，能成立吗？明神宗的批示能成立吗？要完全焚毁李贽的著作之命令能实现吗？不仅当时李贽的著作被禁毁，到了清代，李贽的著作亦被列为禁书，《四库全书总目》集部之别集存目中著录有《李温陵集》二十卷，除了介绍各卷的内容之外，还有一段评语，其云：

贽非圣无法，敢为异论。虽以妖言逮治，惧而自刭，而焦竑等盛相推重，颇荧众听，遂使乡塾陋儒，翕然尊信，至今为人心风俗之害。故其人可诛，其书可毁，而仍存其目，以明正其为名教之罪人，诬民之邪说，庶无识之士，不至怵于虚名，而受其簧鼓，是亦彰瘅之义也。

这样的结论站得住吗？从张问达的疏状，到《四库总目》的评语，都是权势者所定的结论，所明之是非，都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检验吗？事实证明，无论古今，权势者凭权势所定之结论都不可靠，都只是过眼云烟，为什么如此？因为这些论断都以权势者之私利为指归，故必然为历史和真理所否定，这一点是古今通则，不可能有例外。权势都只是一时的，其生命非常短暂，真正能世世代代活在人们心中的是道义。李贽去世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去今已有四百余年，这四百余年的历史，记得和怀念李贽的人多，还是那个凭权势所作之结论影响深远呢？真正的结论已很明确了。

李贽死后，怀念他的诗文书不尽书，现只举在他去世十七年之后，有汪本钶刻印其《续焚书》并作序，今录序中二段话以作结束语。其云：

先生一生无书不读，无有怀而不吐。其无不读也，若饥渴之于饮食，不至于饫足不已；其无不吐也，若茹物噎而不下，不尽至于呕出亦不已。以故，一点撺自足天下万世之是非，而一欬唾实关天下万世之名教，不但如嬉笑怒骂尽成文章已也。盖言语真切至到，文辞惊天动地，能令聋者聪，瞆者明，梦者觉，酲者醒，病者起，死者活，躁者静，聒者结，肠冰者热，心炎者冷，柴栅其中者自拔，倔强不降者亦无不意頫而心折焉。

嗟乎，人谁不死，独不得死所耳！一死而书益传，名益重。盖先生尝自言曰：“一棒打杀李卓老，立成万古之名。”一棒与引决，等死耳，先生岂死名者哉！至于今十有七年，昔之疑以释，意以平，怒以消。疑不惟释且信，意不惟平且喜，怒不惟消且德矣。海以内无不读先生书者，无不欲尽先生之书而读之者，读之不已或并其伪者而亦读矣。

可见权势对李贽的打压，反而成全了他，扩大了他的影响。李贽之死，死得其所，反之当年扼杀李贽者成为历史之罪人矣。这反映了一条真理，凭权势以打压天下之学者，反而使自己陷入万世不复之劫难矣，权势之两重性，亦由此而显矣。孟子说：“说大人，则邈之。”换一句话讲，凡是要坚持道义或者真理，那就应敢于藐视高高在上的大人物之一切错误的言论，没有这个勇气，那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有道义的人。李贽一生之行事，他读书一生，著作一生，也证实了这条真理，不以个人之得失论人、论事、论史以及为官，生命才有真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