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欲的困惑与突围

——周海亮中篇小说《举头三尺》探析

钟岩松

周海亮中篇小说在经历了颇具先锋探索意义、也颇获业内好评的《大水》《大风》《大风吹》《好大水》等系列之后，自《水面以下》开始，作品中那些虚蹈、离奇、玄幻、迷魔、靡美、缛华的虚构和浪漫色彩逐渐消隐，而转身专注于他所说的如《母子平安》《胡挑夹子》《圣母颂》《浮生》《我有一所房子》等人生命运写实的创作上。尽管在所有作品里，我们都会明确无误看到他对人生命运题旨持之以恒的种种艺术触摸、呈现和思考，但是，毫无疑问，目前这些严肃严谨的现实主义作品对社会生活的介入和对复杂人性的剖析，有着更为清晰、更为丰富和更具备实证的时代社会价值和意义——《举头三尺》是他最新推出的力作。

在进入文学创作之处，周海亮就把“面对文学，背对文坛”当做自己的座右铭。从一个层面上理解，他是诫勉自己走出一条自己的创作路；是否也有不跟蹭“生活热点”的即景创作之风气的警示？总之，他作品里呈现的生活都有着窖藏的醇香，都有着不断“把玩”的包浆幽光，都有着反复反刍的浓烈气息。他善于按照问题思考的靶向精准框取生活和生活中的人事物，以融入文字里具有色彩和温度的情感为导入命题多元思想审美的引信。就像《举头三尺》，乍看，似乎是一部关涉绑架、偷拐婴儿的社会问题小说。但是，当我们透过小说事件表象，把阅读目光探进叙事肌理和人物斑斓驳杂内心世界时，便会发现，周海亮导演的是一幕幕人欲奔袭之下的人间悲喜剧。小说采用戏剧舞台演出脚本的结构形式，将盘综交错在同一时空里发生的事件切分成独立的两幕进行呈现。这种单元化的艺术处理，不仅叙事层次清晰，有利于情节舒展，也相对增容了人物“表演”的空间。

——生活在城里的安然、温宁一家，与生活在乡村的原惠、高希一家，本是天各一方，地隔两端，苦乐悲欢，互不相干。但是，痛失两子、进城务工的高希和无所事事的原惠，以及原惠无意间捡到的“王小玲”身份证——偶然——歧开了他们原本的人生规划；原惠用陌生身份证——偶然——到了以命相赌，喜得贵子的安然、温宁家做保姆，他们原本平行的家庭生活在——偶然——中交叉……他们被一个个冥冥中的“偶然”劫持，偏离了原本的命运规划，绑架进写着无尽懊悔和无尽苦痛的命运铁皮车厢里，并在由此启开的同旅行程中，经受诡谲人生的折磨……

周海亮似乎总是有意淡化叙事的具体时间和具体地标信息，而在广义的现实生活背景下，渲染事件偶然性对人物命运的改变，把一个个符合艺术逻辑的偶然事件当做情节生发的酵母，并以此获取叙事的极大自由裁量权，从而建立起有效匹配个性叙事习惯和风格的文本模式：

后来原惠想，也许从捡到身份证的那一刻起，心中那刻罪恶的种子，便开始膨胀。

去菜市场买菜，身份证安静地躺在两片烂菜叶之间。原惠弯腰将它捡起，就像捡起自己弄掉的一张零钞。身份证上的女人大眼，长发，带着浅笑，耳垂很大。原惠觉得她应该是一位幸福的女人。

这种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式突兀陡然、干净利索的倒叙开篇，不仅因为叙事时空回溯形成悬念而增强阅读吸附力，而且对应着小说中有关命运“偶然”的无征兆的叙事暗线，也提升了诱发联想的叙述张力。

生命是一条明灭曲折的单行道，人生注定没有返程票。偶然同样是一个变量，受来自人生本身和社会生态变化影响，并容纳了与人生命运有关的一切信息。串联在人生的无数偶然，常常制造出命运偏离逻辑轨迹的种种玄异现象，在客观上为作家从此间透视人性幻变提供了极佳的窗口。由此窗口，我们比较清楚发现，人性中从不寂寞的欲望，实际上是隐隐怂恿“偶然”不停干预人生命运的推手。作为小说故事主角的“明明”，从其生命诞生，到其人生坎坷遭遇，始终被俗世道德之下欲望的自私、残暴与无以抗拒的魔力控制——

温宁知道安然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温宁母亲也知道安然还有先天性心脏病，安然更清楚自己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他们都知道生孩子对安然是一件危险可怕地事情。其实，对于温宁和安然，他们像现在身边常见的年轻人一样，忧虑不过转瞬的事，“婚后的日子平静且幸福”，甚至在看到安然闺蜜胡泊育婴的艰辛时，“有时他们觉得丁克家庭真好，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可以挥霍，可以为所欲为地安排自己的日子，可以随时来一场想走就走的旅行。”但是，潜伏在人性中的天伦观念很快惊醒了他们，让他们感到了日子空虚带来的锥疼，“直到有一天，他们去丽江疯玩了半个多月，回来又去游乐场疯闹了一阵，待他们累了，坐在沙发上休息，突然觉得屋子里静得过分。是让人忧伤并且不安的那种安静，甚至让人惊惧。”如果说此刻“安然说，咱俩赌一把”尚为冲动，那么婆婆盼孙欲望则是灼灼膛火，这带着传统伦理观念的膛火，甚至燎糊对安然生命之虞顾忌的人性屏障：“婆婆说总得试试嘛！以前的人谁还查这儿查哪儿的？生个孩子还不是像拔根萝卜一样容易？”俗世道德的强大从来就表现在：人在它面前的自觉驯服，和心甘情愿的“豁达”理解之中。于是，安然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虽是封建老思想，但是一个老人连抱孙子的愿望都得不到满足，并且要把这个遗憾带进棺材，怎么说都是一件很伤心的事。”

从本质上来说，任何类型的小说，其实都属于作家的个体人生经验史或精神心灵史书写。个体处于社会生态不可分离的群居共存的客观状态，使得作家个体性创作获具了与时代与现实先天的互为影射互为观照的普适价值属性。海亮有着丰富扎实的乡村生活经验，也有着坎坷飘忽不定的城市生存体验，他熟悉那些充满普通人们日子里的悲欢苦乐，和斑斓驳杂的内心世界，所以他擅长以从生活碎屑中离析人性为主要叙事策略，使得作品在具备人生命运的情感思考的同时，获得文学真实与生活真实能够互为认证的文本品质。其实，斑驳影动在这些普通人身上的，正是时代现实最真实的光彩；他们的人生生活才是时代社会建筑一个侧面最重要的构件。只是这次，他把视角焦点调到一个更能探视人性的有关生命伦理题材上，用微创式手术获取故事事件的所有人物欲望切片，置放到了可直观探析的显微镜下。

在明明尽享过着短暂家庭幸福时光之后，我们进一步看到，索取才是满足欲望的唯一途径，是制造“偶然”的推手之后的真正推手。需要的必是缺失的；缺失驱动索取。在这样基本的人欲链条上，索取一旦膨胀为冒险，则自然会裂变出种种或合乎逻辑或悖逆逻辑的行为。这些行为与是否合乎理性无关。尽管“温明明”被变身为“高明明”事件的背面是既败坏俗世伦理，又违背社会道义，更触犯法律底线的一系列龌龊行为。但是，这些行为似乎总处于莫名的同情与理解的氤氲中。海亮保持着他小说创作中一贯的用悲悯和包容顿挫锋锐的艺术手法，他不耽于在事件现象表面浪费笔墨，而把目光盯向人物背后的生活生态扫描上，使表象结果与内在诱因形成极具反差的观照，让批判以反思的形式在更开阔的精神心理学和社会学伦理层面展开——高希说：“日子不想过了。日子还得过。”令人五味杂陈。这浓缩了人生万般苦涩的话，在我看来，既不是作家对高希原惠们拮据生存的写照，也不是作家对原惠和高希在接连失去康康、健健后萎靡心态的暗示，相反地，它是作家对当代乡村人直面生活特有的忍韧不甘品格的肯定。然而，海亮更为清醒发现，也正是这种“还得过”的潜隐忍韧品格，一方面浇筑了高希原惠没有被命运厄运击溃的精神支柱，一方面却变异为他们日后为摆脱失子梦魇纠缠而“抱走”明明的主要心理驱动。不独是他们，从封闭在简陋粗俗乡风民俗里的赵婶们身上——这些为了满足原惠高希“求子心切”而绑架明明人生命运的帮凶，却又无微不至关心呵护着明明成长——人性中的善与恶、美与丑像天使与魔鬼急遽交幻的变脸，让我们批判的情感始终陷入怜恨莫衷一是的同情中纠结，和怜恨交织的无奈中悲哀：

让原惠意外的是，在度过最初几天的魂飞魄散之后，她反而慢慢平静下来。她给明明冲奶粉、换尿布、哄他睡觉、检查他是否热出痱子或者长出乳牙、一遍遍教他叫“妈妈”……她已经相信是她生下了明明，明明就是她的儿子。

高希说给明明上户口得取个学名，叫什么好？原惠看着远山，不语。高希说就叫高兴吧！平平安安高高兴兴一辈子，比什么都强。原惠说，好。她将目光从远山收回，一瞬就是一生。

大伯对大妈说，这都出月子了，惠子怎么还总是闷在家里？大妈说，女人的事你别操心。大伯说，看她也不像刚生过孩子的模样啊！大妈说你个老家伙你告诉我生过孩子该什么模样？大伯就不敢吱声了。他去镇上买奶粉，顺便给明明买了一个小铃铛，想了想，又咬牙称了二斤排骨。原惠的确不像刚生过孩子的模样，但是她需要营养。

村长在那年夏天死去。原惠最后一次去看他，他问明明还好吧？原惠说挺好。村长直勾勾盯着原惠，盯了半天，说，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上大学……别怕，明明会陪你一辈子的。

那天她和赵婶回到家，赵婶说，我就知道偷……那个长命锁好使。原惠愣了半天，终知道他想说什么。偷来的孩子命硬——赵婶本想这样说——其实什么都瞒不过她，她早已知晓一切。

这些布满矛盾的人物陈展，让我们看清，原来人性是善恶美丑黏连的复合体，它们彼此也在人的灵魂生命体内不停较量、博弈、厮杀。通常我们认为，优化心灵环境的温湿度，以及矫正人的良知修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它们的生存，其实不然，它们有着神秘强大的寄生力，会伴随任何欲望的呼吸随时复活。海亮以极其贴切现实生活本相的大量人物行为、语言和心理的细节描写，在惟妙惟肖型塑起社会生活中灵肉饱满的多维的“活着”的人物形象的同时，试图通过他们立场点位不同之下的欲望趋往探底悲剧发生的根源。“如同幕布的正反两面，我们完全相同，却又完全相反”他用题记为此做下导语——幸福生活是炫目的极具共性化的社会色块，不幸生存撕裂的灵魂人格，才能多棱面折射出人性的繁复——在人性的另一向度，愿望作为满足人欲需要的另一种索取方式，则展现为令人唏嘘的凄美：

听我说完。温宁说，我只希望他是被拐到一户没有孩子的人家，当他们的儿子，而不是被人致残，流落街头……我希望那是个富裕点的人家，可以让他读书，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还有，如果明明犯错，别打他……

特别是当读到明了了不幸身世的明明来到支离破碎的生母家，对安然说的一句颇有宗教意蕴的话，我想没人能不被人性之善加持的博大宽恕所动容：

你不会原谅她，但你可以放过她。

反观“高明明”的成长经历，像他说的“这些年她待我……挺好……我从没有怀疑过她不是我妈……”。这是原惠私欲敞开的另一扇窗口。不可否认，尽管物质并不能尽意，但无疑“高明明”是幸福的，周围曾以各种形式制造了他不幸命运的人（高希、原惠、大伯和伯母，村长，赵婶等等），却又以沉潜人性里尚未完全泯灭的天性之慈爱，给了他无微不至的呵护。正是这种呵护，日久，滋养出他超越形而上爱恨而拥有了宽博的善悯与宽恕品性——“厨房里，一把剁骨刀斜插案板，如同一个变了形状和质地的风车”——这种内置人性道德力量的品性，也是所有灵魂寻到救赎与摆渡的码头。

曾经有读者评价海亮小说属于“没有恶人的小说”。的确，即使偶尔出现在他作品中的那么一两个坏面孔，他们身上也总能不时抖落下鱼鳞般的叫人同情的闪烁着明亮的光斑，以至于不能令人完全生恨。作品温度来自作家精神情怀和创作理念。海亮曾经在《浮生·创作谈》里说，“这些年我创作的小说，全都与三个母题有关：生、爱、死。起始是生；终点是死；之间用爱贯穿一生。”——循此理解，明明祈求安然的这句话既是作家对人性至善至美的代言，与此同时也豁然洞开了他埋伏在作品人物名字里“希然宁泊”的意象内涵：举头三尺，自有神明，惟善良方可空净杂念邪欲，化解孽障，庇佑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