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有乡土情结的知名艺术家、中国美术学院教授邱志杰，曾到曲阳对石雕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不过，曲阳却给他留下了“暴烈”的印象，这是一个光怪陆离、充满“奇观”的地方：“那个小城由两条道路组成丁字形结构。东西向的公路是晋煤东运的出口，曲阳拦截了煤的分拣业务。那条路完全被黑色的煤灰覆盖。南北向的公路两侧是数千家石雕厂，电动工具切割石料扬起的粉尘，使这条公路如同终年积雪。田野里巨大的裂口是采石坑，环绕在采石坑边的是一家家的灰钙烧制厂。学生们去问石雕师傅，打磨下来的滑石粉怎么处理，竟然有人说掺进面粉里卖掉。”

就在这个“暴烈”的地方，从汉代张良之师黄石公著下《雕刻天书》，元代杨琼修建元大都，曲阳人问鼎国际大奖，再到甄彦苍开创西洋雕刻，曲阳石雕艺人在一块块石头上反复锤炼，涌现出了全国数量最多的工艺美术大师，其中包括国家级雕刻工艺美术大师3名，省级雕刻大师100多名，此外还有数以万计的市、县级雕刻技师。一个地区集中出现这么多大师，堪称艺术史上的奇迹，但是令我不解的是：在这批数量庞大的队伍里，至今也没出现像西方米开朗基罗或罗丹一样叫得响的世界知名雕刻大师。

甄彦苍曾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民间工艺大师”证书，以及文化部认可的“曲阳石雕代表性传承人”称号，但儿子甄丛达并不认为他可以与米开朗基罗或罗丹比肩：“和人家还是有很大差距的，那些大师的作品确实好，短时间无法超越。”

为什么曲阳出不了国际知名大师，甚至也没有形成专门从事艺术创作的艺术家阶层呢？曲阳县尽管建有专门的雕刻学校，但在很多人看来，具有艺术创作能力的人才实属凤毛麟角，大部分都是流水线上的工匠。

“外国人做雕塑都有真人模特，我们做只凭图片，靠想象发挥。”牛运亮朴素的一句话说出了其中的一个事实。牛运亮做过许多古罗马皇帝雕像，但只是依样画葫芦，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更别说他们的历史和典故。

我认识的城南村家庭主妇甄同肖，只有小学文化，跟甄彦苍学了两年雕刻，便独自经营自家作坊。如今像她这样的人在党城乡、羊平镇乃至曲阳县不在少数，因为干雕刻好赚钱，村里许多年轻人都不愿意去上学。他们很多人10天就能做出一尊一米高的“断臂维纳斯”，但很可能不知道维纳斯是谁。

如果进一步分析石雕行业所处的社会文化大背景，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中国历来缺乏诞生石雕艺术家的土壤。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尽管曲阳石雕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但始终鲜有文化人、知识分子的参与。与诗书琴画等传统艺术相比，作为民间艺术存在的石雕，它更具草根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往往被视为手工匠人的营生，从“匠”到“道”，其中的鸿沟似乎很难跨越。所以，当看到曲阳石雕艺人在粉尘弥漫的恶劣环境中工作时，艺术家邱志杰用了“暴烈”这个词来形容他的感受。

反观西方，古希腊人并不轻视手工技艺和体力劳动，人们尊重手工艺人，并积极参加各种技艺性的体力劳动。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雕塑创作被看作是光荣的职业，雕塑家与上层权贵人物很接近，所获报酬也很高，因此古希腊很早就产生了专门从事雕塑创作的雕刻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历史上的曲阳石雕杰作，基本都出自民间工匠之手，但是他们大多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传。

可以说，曲阳石雕是一种被严重低估甚至忽视的民间工艺。就算是那些流散在民间的古代石雕文物，也往往会被弃之不顾，或被人为损毀。一位石雕收藏家曾在一处有名的古迹景点看到，那些粗劣的现代工艺品被玻璃柜妥加保护，而一尊精美的北朝菩萨雕像却被扔弃在围墙下。还有一件即使与古希腊雕塑相比，表现力和工艺也毫不逊色的唐代兽身人面大理石雕像，却连文物部门和小贩们都不屑一顾，断为两块，在猪圈里躺了几十年。（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