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赵亮用12年时间拍摄这部《上访》的纪录片应该是三四年前的事情了，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看过，直到最近才看到这部电影。上访者命运的悲惨，数量庞大大，上访的艰难与危险。

  纪录片一开场你看到各种各样有冤屈的人在镜头前申诉自己的冤屈，镜头里面主要讲述了一对母女的上访故事，镜头拍到了信访办里面保安各种蛮横，上访村里面的低劣的环境，片中还出现了给他们送面条的韩国志愿者。上访绝望产生的卧轨自杀者，跳烟囱自杀者，上街游行反抗又被逮捕的人，12年的拍摄，许多震撼的镜头都充满危险。这些底层的上访者有的萌发出朴素的民主意识，认识到制度的罪恶，呼唤民主法治的强烈诉求。

  这是中国社会发展最底层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有的已经被折磨得精神上严重偏执，但是十几年二十几年上访过程中碰到的社会种种不公不合理，贪污腐败的罪恶才是造成他们命运悲剧的根源，产生了微弱的反抗行为，但是其对抗的主体实在是太强大、太没有底线了，也注定变得走投无路，更加悲壮。

  电影最后的镜头很是讽刺，新年烟火闪烁的悲剧夜空，一群上访者围着一个信号奇差的破电视看着新闻上领导人美好和谐的表态，春节晚会上歌功颂德的赞美诗，周遭确实一片荒凉，漂亮的悲剧南站修好了，周围的上访村不在了，天安门上很多人拍着08年奥运会的烟火，而上访者住在了没有光亮的大桥洞里面，暗无天日。这是一个外表光鲜中国的最底层，这是一部如实的纪录片，我不知道这样一个底层和那样一个上层的存在预示未来中国会发生什么，但是无论发生什么，我都感觉不会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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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北京时间2009年4月23日，第62届戛纳电影节举办新闻发布会，公布所有单元影片名单，中国新锐导演赵亮纪录片《上访》入选“特别展映”单元。赵亮自1996年开始拍摄这部纪录片，因对上访人的状态感兴趣而拍摄，其后坚持了12年，直到北京奥运会后才完成拍摄。赵亮于1971年生于辽宁丹东，1992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其后于北京电影学院进修。他对纪录片情有独钟，他在2007年面世的纪录片《罪与罚》在南特亚非拉三大洲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高奖。

赵亮：我几乎是花了多半年的时间去剪辑，一个是给国人看的有五个小时的长度，一个是所谓的国际版，这次去戛纳电影节的就只有2个小时。我总是有这样的感觉，那张网若有若无，当你稍微触碰他，你会感觉到它的存在并且强大无边，平时你可能感觉它离你很远甚至是感觉不到的；我自己从骨子里就一直较着一个劲，我是一直反抗任何体制的。我现在更注重作品的表达是否优雅，从作者的心态到完成的作品，这种优雅更是一种尊严。我希望更靠近内心的东西，更个人的，更心里的，真正是创作出来的东西。我想拍个关于精神的东西，我自己的，到这个年龄我也需要寻找解决自己精神归宿的问题。我想每个人在到了一个年龄阶段时都需要在内心思考你自己，民族，社会，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些人一开始要接触是挺难的，各种想法的，什么人都有。因为是刚开始拍片子，涉及到选择人物的问题，当时确实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但直觉上觉得有对母女，一老一小，将来肯定是有意思的，女孩那个时候10几岁吧。所以就一直跟拍她们母女。直到后来女儿也跑了，母亲也经常找不到人，大约 2004年左右，我开始展开来拍，那时是上访高峰期，下岗的房屋拆迁等问题，来京上访的人越来越多，矛盾冲突很激烈。所以又增加了许多人物。都是围绕南站周边。其间拍摄方法也有很多变化。有一阶段，就是把机器往那一架，就让他们自己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拍了很多这样的访谈，那时是想做一个大型的录像装置，比如用几十个电视同时放映这些人述说自己的经历。到06年左右，南站地区开始改造，这标志着上访人在南站一带的生活将告一段落。我感觉到片子应该在新南站建成时结束了。所以我把南站改造的过程也纳入了拍摄。最有意思的是，在南站扩建的过程中，原来上访村旅馆的老板的房子被强拆了，最后他也搭个棚子开始上访。我记得上访人经常说的一句话，今天是我们上访，明天就有可能是你们……

    我这么多年还做些别的。肯定不能天天拍的，天天拍会死人的。实际上过程是非常痛苦的。拍这东西，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要赶紧撤。我的摄影助理不是帮我拿机器帮我干什么，是帮我放风，看看有没“点子”，有没有“干扰”。几乎没有正面冲突，几乎都是看到了，及时撤离。我是很谨慎的，一直特别谨慎。其实拍摄时的心理压力很大。 上访的朋友也有些算是我的“眼线”，有什么事他们也会给我打电话，拍的时候也会帮我看周围的情况。

    我每次去拍摄前都要下很大的决心。拍一次回来真的特别累。今天要拍截访了，要尽量穿得像截访，要拍上访的，就要尽量穿得像上访的。几套行头，拍摄也尽量低调，尽量拿小机器。一开始是松下的那个 “大眼睛”，就是当时所谓的DV，后来主要用PD150，中间，有难度大的时候，会用更小的,  前后用的机器有10来款。在这个片子里质量不是最重要的，能拍下来就是幸运了。其实对我来说每分钟素材的得到都是不易的。早期的时候，96、97、98到2000年，主要是那对母女的故事。然后是04年以后。他们要么认为我是媒体，要么认为我是中央派下来考察民情的，要么就是间谍。有时候我冒充学生的身份，这样更容易进入他们，不然，很难进入他们。认识的没事，不认识的，就会骂我不让我拍。因为经常是一有人拍，（电视台曝光）他们的棚子很快就被拆了，把他们东西都拉走了，有些人认为都是我干的（曝光），呵呵。最麻烦的事就是解释我的身份。

    早期还好，他们认为有人要给他们伸冤给他们鸣不平；后来，他们越来越不相信记者不相信拍摄的人了，他们认为是电视台来曝光的，拍摄难度到后来就更大了。当然我的主要人物没有问题。

    上访的结果有时侯是一个妥协的过程，互相之间的让步，现在不是和谐社会嘛，两边互相和谐。经过这么多年，那么多事，有的也厌倦了，相互让一步，就有可能解决，但是解决率特别低。我拍摄这么多年知道解决的不过二三个。

    关于那对母女，母亲后来一直关在精神病院里。奥运前夕，妈妈又被关进精神病院了。那女孩当时已经结婚了，她把母亲保释出来，当地政府答应每个月给她妈妈 500块钱，但是要保证不要到北京上访了，还答应在她家乡给她妈妈盖个房子，但是也一直没有盖。基本上也是不了了之了吧。但那位妈妈一直表达一个愿望，还是要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