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卫生法》草案把对“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权”交给了公安机关、送诊的有关部门、患者单位、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这是危险的，并没有堵上“被精神病”的漏洞，反而是把它合法化。

因为无论是权力，还是单位，都具有把一个正常人“被精神病”的冲动。而现有的精神病诊断标准，恰恰就是“被精神病”的一个根源。

法国思想家福柯发现，说一个人是精神病人，其实不是一个病理学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你和主流社会不一样，你当然就“有病”——主流社会可以把你扔到疯人院，扔到一个阴暗的角落里。

这大概是“被精神病”的一种典型的制造机制。其目的，在于合理化对一个人或一群人的社会排斥和社会隔离。

第二种“被精神病”的制造机制，就是权力基于社会控制，或某些人基于利益诉求，通过与精神病院的合谋，把一个人认定是“精神病人”，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它正是今天中国“被精神病”现象为公众所熟知、也最诟病的方式。

还有一种“被精神病”的制造机制一直为中国社会所忽略，那就是：诊断一个人是不是精神病人的那些标准，本身就具有制造“精神病人”的功能。

揭穿这一点的并不是“外行”，而是英国著名的精神病学家R•D•莱恩。其性质，相当于业内权威人士自曝行业内幕。

在多年的临床经验中，莱恩发现，精神病专家并没有真正理解那个要被他诊断的人，从没有走进那个人的内心。他能理解的，最多是他所使用的那一套概念的含义。事情的真相是：标准的精神病患者，往往是标准的精神病医生，以及标准的精神病院的结果。

精神病专家孙东东所说的“99%上访者有精神病”曾遭到舆论的炮轰。广东一个精神病专家，把罢工工人、富士康跳楼员工、喝农药自杀的小学生纳入“精神疾病”的范畴，也曾让人瞠目结舌。但至少他们是忠实于精神病的诊断标准的。这正是很多精神病专家的思维。

问题出在“精神病学帝国主义”的扩张冲动上。典型的表现，就是不再用“精神病”这样的概念，而发明了“精神疾病”之类术语，把本属于心理学等领域的各种症状也一锅煮成“精神疾病”，而丝毫不顾及自己属于医学范畴，应有明确的边界意识。逻辑后果就是：一个人原本只具有心理问题，也会被诊断成精神病。

但是，精神病诊断标准，其“专业性”并不像公众想象的那么可靠。虽然属于医学范畴，但它并不具有医学那种“科学性”，大多数“精神疾病”都无法通过仪器来检查，以便客观地判断，而是得由精神病专家来主观判断。诊断的过程，主要还是依赖于和“患者”的交流，以及别人对“患者”的“症状”的描述，并把“患者”的“表现”去套那些属于“症状”的标准。

所以，假如家属或权力机构强行把一个人送入精神病院，那么，这个人几乎只能被诊断成“精神病人”。家属和权力机构对他的“症状”的描述，成为判断他是否精神病人的重要信息。而他如果说受到了迫害，并进行反抗，则恰恰符合精神病诊断标准中关于“妄想”、“躁狂”之类的描述。他的自辩权利，也被这个无敌的逻辑取消：你说自己不是精神病，那么，你恰恰是，因为拒绝承认自己有病，正是精神病的一种表现；而你承认了，你当然就是了。

2012年8月，上海市卫生局发布《精神疾病防治服务规范（2012版）》，以“对人过分冷淡，寡言少语、动作慢”等特征作为排查疑似精神病患的线索。这是典型的“精神病学思维”。但事实上，一个人有这些特征，既可能是他确实有“精神病”了，但也可能仅仅是有心理问题，甚至仅仅是一段时间心情不好。公共政策的实施不考虑常识，往往存在着国家权力侵害公民权益及私人空间的危险。

一个正常人，如果被诊断为“精神病人”，对于他来说，尊严、名誉，甚至人身自由都会受到威胁。而在这个过程中，精神病专家所拥有的过大权力让人担忧。

“精神病”问题从来就不仅仅是精神病学的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人际的、道德的、社会的、法律的问题。在对一个人进行诊断的时候，除了在法律上必须明确他的拒绝权利，为了克服精神病诊断标准的缺陷，也必须引入伦理专家、社会专家、诉诸于常理常识的普通群众等一起进行诊断，形成一种权力制约，最大限度地保证一个人不“被精神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