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正在“发神经”。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物（折射出某种价值符号的商品）已控制了人的灵魂。消费主义的狂热席卷到了社会下层，成为穷人和羞辱他们的富人的“共同语言”。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集体神经症”的歇斯底里。消费主义所制造的富人和穷人的“平等”不过是一种幻觉，事实上，它恰恰以在社会上对人进行价值排序为招魂机制。在今天，这种招魂机制得到了权力和资本的合法化。
　　
　　关于这一点已经有了大量富于洞察力的批判文本。但这一点被人们较少涉及，甚至被忽略了，那就是这种消费主义所催生的“集体神经症”已远不止是一种“社会病”，不止是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施行遮蔽与奴役的功能，并相应地演绎一套再生产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的逻辑体系，而是已经着着实实地表现为一种临床心理学上的症状，诸如强迫病、焦虑症。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已植入人的内心，改变了人的心理结构并导致人心理上的病变。而一旦它能实现人的心理结构与它背后的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的同构，它就成功了。事实上，它也从未失败过。
　　
　　在这里，我们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市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利用了什么而捕获了人这一猎物？它们是如何对人进行“解

一群约60人左右的警察穿着警服，手拿警棍，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在瓮安县城里唯一的主干道上。

 

他们的双眼警惕地扫向街道两边。

 

一些人正在街道两边行走，表情和神色与平时大不相同。显而易见，没有谁可以忽略警察的存在。

在离此主干道几百米的地方聚集了至少五千人，把县政府、公安局门前的三个街口堵得严严实实。在拥挤的人群里，不时看到有人拿出手机和照相拍照。几条白布在人群上方晃动，白布上用毛笔写的“冤”字隐约可见。

 

一大群武警拿着盾牌挡住人群，形成不可逾越的防御体系。在武警的后面，县政府和公安局大楼被烧后的痕迹非常醒目。

 

这一天是2008年6月29日，中午。我出现在了那里。

 

交警把守着通往瓮安的省道。我看到路边有一个牌子写着：“此地山体滑坡，请绕道行驶”。

 

世界上存在着众多被遗忘甚至被废弃的角落。可以说，在2008年6月28日之前，瓮安，贵州，从来没有引起过全国性甚至世界性的关注——甚至它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政治、社会意义上的普遍性话题的背景。

作为中国最穷的山地省份，贵州长期以来一直

2008年11月某晚11点左右，在已经变冷的广州街头，我停下了迈得很快的脚步。

 

早在2006年，我就想写一本分析社会心理现象的书。

有这个计划，一个原因是对国内心理类著作出版现状的不满：市场上多的是晦涩的学术著作、心理咨询案例集、“心灵鸡汤”类的书，而既有理论的洞察力，又能分析社会现象、揭穿现象背后的人的心理秘密的书极为罕见。

这导致的结果是，读者要么兴趣不大，要么对心理逻辑难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要么只知 接受了心理咨询与治疗的“病人”而不知“常人”的心理问题，要么对心理问题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显然，在心理危机已经非常严重的当代中国，人们不仅 需要了解各种发生在自己和他人身上的心理问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需要洞悉心理逻辑、掌握一定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以便自己和他人有心理问题时能进行分析、 解决。

除了这种所谓的“公共关怀”之外，我想写这本书还有一个私人性的原因，即对我对精神分析这一分析工具的运用作出一个阶段性的交待。时至今日，精神分析已经在很大程

按照我们考察成建制的有神论体系（尤其是一神论体系）所得出的印象，似乎世俗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消费主义难以被界定为宗教，甚至－－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儒教能否算是一种宗教也是一个问题。

指出这一点并不令人沮丧，无可避免地，“宗教”这一概念已经深深地具有了有神论体系的痕迹。我们习惯认为，可以称之为“宗教”的信仰－献身体系就其逻辑预设来说总有一个彼岸的设定，有一个被赋予了人类不可能具有的属性（诸如全知、全善）的人格神或非人格神，而政治意识形态，消费主义等显然是没有的。从而，政治意识形态、消费主义等不算宗教。

不过得出这样的结论显然太匆忙了。无论是被称之为宗教的有神论体系，还是世俗的信仰体系，它们都有一个献身对象，在这方面，它们的区别仅仅是对献身对象所赋予的属性不同而已（上帝全知全能全善，而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可以让人获得解放，或获得自由，消费主义则可以让人拥有品味，在社会价值排序上拉高）；相应地，这些献身对象也位于不同的存在领域。有神论体系有一套复杂的仪式，一种特定的教义，世俗的信仰体系同样如此。牧师布道和政治演说家（或宣传大师）演说并无实质区别，而基督徒祈祷与一个消

　　　　普遍性压迫及其被遮蔽 
　　　　　　——读《都市里的农家女》

　　自“打工”热潮兴起，世界一直 注视发生在中国的最大一次国内人口流动：超过一亿的农民从四面八方涌入因户籍关系而不属于他们的城市。这种流动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性别关系研究 中心高级研究员杰华（Tamara Jacka）的说法，在中国的“现代性焦虑”中，它一直被解读为从“贫穷”、“落后”和现代化的“边缘”进入到“富裕”、“文明”和现代化“中心”的一场 运动。

　　但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农民涌入城市后普遍性地仍然被排斥在城市和现代化的边缘，他们以大大超过中国《劳动法》所规定的工作时间 为代价而获得的工资收入也低得惊人――除了极少数人以外，他们作为一个整体仍然挣扎在贫穷之中。或者不如说，他们涌入城市仅仅是填充了贫民窟的队伍。在另 一方面，被城市所“代表”的“现代化”面对他们时并不是一副“文明”的嘴脸。国家权力层面的制度性压迫、由户籍制度所支撑并弥漫在城里人精神结构中的歧视 观念、政府对血汗工厂提供的保护，常常让他们处于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无助境地。

　　文明与野蛮的交融由此向我们描绘

一个“社会神经症”的幽灵，正在中国大地上徘徊

　　　　　　　　　　　　　　　

1929年，弗洛伊德发表了他的煌煌巨著《文明与不满》，提出了文明的压抑会导致人患上神经症的观点。在穿透了“个体神经症”的黑暗后，他写道：

 

一、（就成建制的宗教体系而言）假如我们有信仰，那么，我们首先已经预设了一个信仰的对象；同样，当我们宣称我们不信仰什么东西时，在言说的语境中 同样也预设了一个他人说它存在但我们却不信仰的对象。也就是说，这个“对象”相对于我们的信仰来说是逻辑在先的，我们的信仰指向它。那么，我们碰到的第一 个问题就是：这个无论我们信仰还是不信仰（而尤其是我们宣称我们信仰）的对象是否存在。因此，探讨信仰所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古老的宗教认识论问题：上帝 是否存在？

二、而无论我们是否能够通过理性证明上帝存在还是不存在（非常可能的是，宗教徒拒绝对上帝的存在诉诸于理性的证明。但显而易见，即使不是证明给他人 看，一个人要信仰某个东西，首先也得在心里面说服自己，也就是说他不可避免地对他是如何有信仰的诉诸以理性的检测手段），这个问题都困扰着我们：我们为什 么有信仰？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以心理分析的手段考察我们的欲望、需要。这又进一步把我们带入了产生这些我们作为人所特有的欲望、需要的生存处境。这从心理分 析上升到了哲学考察的高度。我们需要对我们的存在困境作出本体论层面上的反思。

三、对人的存在困境的考察自然地导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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