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已刊载于《甘肃社会科学》2003第6期、中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科核心期刊） 

                            论盛唐诗歌特征及其成因

　　　　　　　　　　　　　　　　　　黎　传　绪

   摘  要： “声律风骨始备”，即盛唐诗歌最重要之特征。四杰四友为唐代诗歌蓬勃发展之前奏。陈子昂高举反齐梁轻艳、复汉魏风骨大旗。张说和张九龄继承陈子昂。盛唐诗有山水诗和边塞诗两大流派。李白与杜甫承前启后形成风骨特征，将唐代诗歌推至艺术之巅。“永明体”平仄格律已初具雏形。“宫体诗”推动律诗形成。上官仪提出“六对”、“八对”之说。唐玄宗倡导“文章革旧新”、重视声律。政通人和、国泰民安。诗人思想空前解放、创作领域空前广阔。

   关键词： 盛唐  诗歌  特征  成因

   研究诗歌，则必须研究盛唐诗歌；研究盛唐诗歌，则必须研究《河岳英灵集》。《河岳英灵集》，唐代殷璠所编。辑录自唐开元二年（公元714年）至天宝十一年（公元753年），载李白、孟浩然、王维、王昌龄、储光羲等二十四人诗作二百三十四首，每人名下各有评语。其选录标准，乃重风骨、尚兴寄。殷璠称此二十四人皆为河岳英灵，故以名集。

   殷璠于“序言”中指出：“自萧氏（指南朝之梁代）以还，尤增矫饰。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实由主上（指唐玄宗）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场，翕然尊古，南风周雅，称阐今日。”

  “声律风骨始备”，即盛唐诗歌最重要之特征。盛唐诗歌，一者继承汉魏诗歌之风骨；二者完善自六朝以至初唐之声律。

  《文心雕龙·风骨篇》：“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此言说明何为风骨。“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则风情骨骏，篇体光华。”此言谓凡有风骨之作，必具刚健清新之特色。建安时代之诗歌以风骨遒劲著称，故世称建安风骨。然自晋代以下，风骨渐失。钟嵘《诗品》之论可谓公允：“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此处“建安风力”即“建安风骨”也。随后至南朝齐、梁时代，出现齐梁诗风。全力追求音律对偶、绮丽浮艳。南朝梁之简文帝萧纲少有诗癖，长而不倦。与庾肩吾等人结交，提倡宫体诗。宫体诗轻佻放荡、纤巧艳丽、悱恻缠绵，题材大都是宫中淫声媚态，尽其放荡、淫靡、堕落之能事。表面虽追求形式之美，而内质却充斥强烈肉感与情欲。简文帝及庾肩吾之流始作俑者，自后沿袭，务于妖艳，一直风行至陈后主之时，延至唐初仍荡其余波。前后长达百余年，诚为我国诗歌史中一逆流也。

   自唐初四杰始，一批诗人激昂奋起，改革齐梁诗风、拓宽诗歌内容。殷璠云：“唐氏勃兴，文运丕溢。……及乎永徽（唐高宗年号）以还，四杰并秀于前，四友齐名于后。”四杰者，王勃、杨炯、卢照邻及骆宾王也，四友者，苏味道、李峤、崔融、杜审言也。四杰四友之诗作虽不能尽脱轻艳华丽之宫体气息，但突破“色情文学”之樊笼，寻求创造与解放，初步褪去宫体诗之淫靡庸俗。立意创新，抑扬起伏，声调回转，重视声律，严密而精工。杜甫曾称颂道:“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四杰四友及其他名家之佳作，予盛唐诗人以启迪与借鉴，此为唐代诗歌蓬勃发展之前奏。

陈子昂慷慨激昂，高举反齐梁轻艳、复汉魏风骨大旗。陈子昂于《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感叹道：“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仆尝暇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陈子昂于此提出了诗歌创作之标准：风骨与兴寄也。所谓风骨，乃将强烈浓重之思想感情透过质朴有力之语言表现出来；所谓兴寄，乃借歌咏世间事物以表达诗人忧国忧民之情感。陈子昂赞美“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之诗作。陈子昂所论于唐代诗歌向现实主义发展确有拨乱反正之功。唐代卢藏用于《陈伯玉文集序》赞陈子昂“横制颓波，天下质文，翕然一变”。韩愈诗赞：“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宋代刘克庄于《后村诗话》云：“唐初王、杨、沈、宋擅名，然不脱齐梁之体，独陈拾遗首倡高雅冲淡之音。一扫六代之纤弱，趋于黄初、建安矣。”金代元好问《论诗绝句》亦云：“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面对唐代初期诗歌，沿袭六朝余习，风格绮靡纤弱，陈子昂努力实践，以求恢复建安、黄初时期之风骨，一扫六朝以来绮靡诗风。仅以陈子昂之《感遇》38首为例，其以阮籍《咏怀诗》为楷模，运用五言古体与质朴语言，以隐晦曲折之方式表现时政黑暗与诗人彷徨苦闷，的确逼近阮诗。陈子昂诗歌，思想内容进步充实，语言风格质朴刚健，对整个唐代诗歌产生巨大影响。其后张九龄之《感遇》、李白之《古风》，均为效仿陈子昂《感遇》之作。杜甫于《陈拾遗故宅》评价道：“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 后人评论，陈子昂景物诗“平淡简远”，诚孟浩然、王维山水诗之祖。

    陈子昂振臂呼号，天下群起响应。其中最卓越者当推张九龄，故后人论及初唐反六朝华靡、兴汉魏风骨之先驱者，每以陈、张并称。清代诗人王士祯认为，唐五言古诗“夺魏、晋之风骨，变梁、陈之俳优，陈伯玉（子昂）之力最大，曲江公（张九龄）继之，太白（李白）又继之”（《古诗选·凡例》）。初唐转入盛唐，张说和张九龄继承陈子昂，被世人称为"二张"。张说、张九龄主持政坛、文坛长达十五年之久。主要贡献在于其地位与影响，大力提拔文士诗人，积极倡导“天然壮丽”与“属词丰美”之结合，积极倡导陈子昂汲纳风骨之观念。因此开辟汉魏风骨与齐梁词采相结合之新局面。张九龄于武后神功年间中进士，后继张说官居相位。早年即以文名，其与文人学士联系广泛。曾提拔王维为右拾遗，卢象为左补阙，召孟浩然于幕府。王昌龄、钱起、綦毋潜等人亦备受其关爱。是以，其号召力与影响力并不逊于陈子昂。张九龄之《感遇》诗常以美人香草比兴,寄托其忧谗畏讥之感慨。与陈子昂之探索人生、针砭时弊各异其趣。洗尽六朝铅华，以和雅清淡为宗。明人胡应麟《诗薮》云："张子寿（张九龄）首创清淡之派, 盛唐继起, 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本曲江（张九龄）之清淡，而益以风神者也。"　　　

   盛唐之始，反齐梁轻艳、复汉魏风骨之运动，声势浩大、波澜壮阔，人才辈出、俊彩星驰。盛唐诗有山水诗和边塞诗两大流派。山水诗由孟浩然领先，孟浩然描写山川景色、田园生活，抒发羁旅愁思、孤高情绪，其诗意境清远，生动真挚，多自然超妙之趣。王维山水诗具有不同风格和情调，其边塞诗慷慨激昂、田园诗宁静安详，淳而不浅，朴而不陋，和中见真。诗作景象鲜明、色彩明丽，以凝练含蓄、生动形象之语言描绘出绝妙意境。其他名家尚有储光羲、祖咏、綦毋潜、丘为、裴迪、崔兴宗、卢象、王缙等。开元初期，玄宗积极开拓疆界。一些年轻文人投身戎幕、奔赴边塞，战争生活、边塞风光再现于诗作。李颀开辟边塞诗一派，其诗流畅奔放，慷慨悲凉，广为流传。王昌龄七绝成就甚高，其诗内涵丰富、语言流丽，音节爽朗悠扬，格调天然优雅。高适，傲岸自负，大半生落魄流浪，其诗慷慨豪放，昂扬奋发。岑参，其诗急促高亢，以奇峭俊丽的风格，描绘光怪陆离、变幻莫测、瑰奇壮丽之边塞风光，乃边塞诗人中最卓越之代表。其他还有崔颢、王之涣、王翰等。山水诗和边塞诗两大流派之兴盛，标志盛唐之第一特征“风骨”已全然形成。

沈德潜亦云：“陈伯玉（陈子昂）力扫俳优，仰追曩哲”，”张曲江、李供奉（李白）继起”，“唐体中能复古者，以三家为最。” 李白承前启后，其《古风》首篇云：“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其所谓“复古”，即复建安风骨也。李白豪言壮语：“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沈约）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 。盛唐诗潮波澜壮阔、气象万千，后人评论之：自信、典雅、奋发、浑厚、慷慨、飘逸、高远、清旷、秀密、刚健。《唐诗品汇》誉盛唐时期诗歌为“诗歌正体”。《沧浪诗话》将盛唐诗歌比作“正法眼”。盛唐时代之精神风貌最充分、最集中体现于李白诗歌。青春热情、蓬勃精神，积极乐观之理想展望，强烈丰富之鲜明个性，使李白成为盛唐气象典型代表。

   盛唐自玄宗开元元年始，然而结束时间历来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肃宗上元元年为结束时间，因为唐王朝由此逐渐衰落。盛唐时期为46年。第二种观点以代宗大历五年为结束时间，因为杜甫逝世。盛唐时期为58年。殷璠持第一种观点，是以杜甫未入选《河岳英灵集》。而后人多持第二种观点，因为盛唐诗歌不能没有杜甫。

   杜甫继续高扬“风骨”大旗，“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杜甫《戏为六绝句》）杜甫既亲眼目睹唐王朝之强盛与繁荣，亦亲身经历社会动乱之悲惨与痛苦。李白之浪漫主义诗篇主要反映开元时期唐王朝全盛之社会面貌；杜甫之现实主义诗篇主要反映安史之乱及唐王朝逐渐衰落之社会面貌。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发扬光大，波澜壮阔、汹涌澎湃，横扫六朝以来浮靡轻艳之诗风、再现汉魏建安风骨，李白与杜甫相继将唐代诗歌推至艺术之巅。韩愈诗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调张籍》）。李商隐诗云：“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漫成》）。胡应麟云：“唐人才超一代者，李也；体兼一代者，杜也。李如星悬日揭，照耀太虚；杜若地负海涵，包罗万象”（《诗薮．内编．近体上》）。

   《河岳英灵集》选诗标准乃“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如名不副实，才不合道，纵权压梁、窦，终无取焉”。李白、王维、孟浩然、王昌龄、高适、岑参、李颀、崔颢、崔国辅、祖咏、储光羲、常建等人之优秀诗篇均列其中，基本上能反映盛唐诗歌“风骨”之面貌。唐末诗人皮日休评论道：“明皇世章句大得建安体，论者首推李翰林（李白）、杜工部（杜甫）为之尤。介其间能不愧者，唯吾乡之孟先生（孟浩然）也。”殷璠于所选诸家，常以“风骨”推之。例如，评论崔颢“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评论高适“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评论陶翰“既多兴象，复备风骨。”评论薛据“据为人骨鯁有气魄，其文亦尔。”窥一斑而见全豹，足知崇尚风骨即盛唐诗人之共同特征。

    殷璠所云“言气骨则建安为传”，乃盛唐诗歌第一特征，“论宫商则太康不逮”，则为盛唐诗歌第二特征。前者，“风骨”是也;后者，“声律”是也。

声律者，平仄格律也。我国对于音韵之研究，源于佛教。佛教自东汉明帝期间传入我国，经三国两晋至南北朝，历时四五百年，佛经之翻译与研究日渐成熟发达。晋宋以来，一些善声沙门和审音文士就有密切交往于建康。梁朝沈越及王融等受佛经转读及梵声之影响，将字音分为四声，创立声律。是以，印度梵音学引起文人兴趣与重视，通过借鉴移植，我国音韵学应运而生。　
　  至南朝齐永明年间，周颙归纳总结汉字之四声（平、上、去、入），编著《四声切韵》。一时广为传播，惠泽世人。其时著名诗人沈约将四声之论引入诗歌创作，编辑《四声谱》，讲求声律与对仗，开辟诗歌格律化之先河。沈约与谢脁等人以四声、双声、叠韵研究诗句中声、韵、调之配合，追求音韵和谐，提出诗句“八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说。可以肯定，是时平仄格律已初具雏形。沈约、谢脁、范云、王融等“竟陵八友”以及一大批诗人均努力探索、实践，五言七言诗逐渐律化。是以“永明体”形成。

   《南史•陆厥传》于“永明体”有精辟论断：“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脁、琅琊王融以气类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约。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宋书•谢灵运传》亦有相似之说：“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所谓四声依据发音方法之异，分为两类。平为“平”，上、去、入为“仄”，每句之中及两句之间，确立平仄交错、平仄相对关系。令诗律更加严密完整，令诗句展现节奏音乐之美。

   “宫体诗”流行于南朝梁后期和陈代，“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一方面，其靡弱轻艳影响于隋及唐初诗风，然另一方面其“好为新变，不拘旧体”，形式上比永明体更趋格律化。据统计，宫体诗中符合律诗格律者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宫体诗”对后来律诗之形成，有着重要推动作用。

初唐，“（宋）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新唐书•宋之问传》）沈佺期与宋之问二人均为侍臣，媚附权贵。此二人作诗继承“宫体诗”讲究声律和对仗之特点，律体谨严精密，为盛唐律诗之形成和发展做出承前启后之贡献。李商隐诗云：“沈宋裁词矜变律，王杨落笔得良朋”（《漫成》）清代钱良择《唐音审体》曰：“律诗始于初唐，至沈、宋而其格始备。”
    格律诗除平仄格律之外，还有韵律。隋代陆法言所编《切韵》被唐代继承，并确定为官韵，通行天下。为格律诗用韵格律之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

对仗，乃格律诗三大要素之一。对仗之源流，可以上溯至《诗经》、《楚辞》。初唐朝诗人上官仪，其诗多属应制奉和之作品，风格婉媚形式工整。上官仪将六朝以来诗歌中对仗方式进行归纳并程式化，提出“六对”、“八对”之说，成为格律诗中对仗之基础。如《入朝洛堤步月》中“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就完全符合于格律诗中对偶句。由于上官仪“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仪独持国政。”一时权倾朝野，声名显赫，影响广泛。其诗适合官廷之需要，婉媚工整，对仗严谨，士大夫及文人雅士纷纷仿效，人称“上官体”。

   平仄格律、音韵格律，再加上对仗，三者齐备，格律诗之固定形式势必水到渠成。是时应在唐代开元年间。是以，盛唐诗歌之第二个特征“声律始备”应运而生。

盛唐诗歌“声律风骨始备”，其主要成因于上文已概述。然而，还有一些重要原因未阐述。其一即唐玄宗李隆基之大力倡导，以往或许因批判“帝王思想”、宣扬人民创造历史之极左思潮而常为人们所忽略。历史应恢复本来之面目。

   景龙四年（公元710年），李隆基率“万骑”入宫诛韦后，其父李旦即帝位。李隆基为太子，然“凡政事皆取太子处分”（《资治通鉴》）。李隆基处理政务，讲究实效，反对虚浮；对于文风，“恶华好朴、去伪存真。”徐松《登科记考》记载：“皇太子下令曰：‘夫讲谈之务，贵于名理，所以解疑辨惑。……爰自近代，此道渐微。问礼言诗，唯以篇章为主；浮词广说，多以嘲谑为能。遂使讲座作俳优之场，学堂成调弄之室。’”可见李隆基对其时浮华文风已深恶痛绝，力主根治。

   李隆基于公元712年登基，称玄宗。玄宗提倡儒学，压抑浮华。开元六年二月下诏曰：“我国家敦古质，断浮艳。礼乐诗书，是宏文德。绮罗珠翠，深革弊风。必使情见于词，不用言浮于行。比来选人试判，举人对策，剖析案牍，敷陈奏议，多不切事宜，广张华饰，何大雅之不作，而小能之是衒？自今以后，不得更然。”（徐松《登科记考》）

   开元十三年，唐玄宗有诗《集贤书院成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得珍字》曰：“广学开书殿，崇儒引席珍。集贤招衮职，论道命台臣。礼乐沿今古，文章革旧新。”（《唐诗记事》）唐玄宗一方面倡导“文章革旧新”，主张“恶华好朴，去伪存真”，促使盛唐诗歌风骨之形成；另一方面又倡导继承齐梁以来新体诗重视声律之风尚。上面所录唐玄宗之诗，其平仄“交错”、“相对”、“相黏”，其用韵严谨（得珍字），其对仗工整，和五言律诗相比，仅少“尾联”而已。可以断定，其时格律诗之固定形式尚未完全形成，但亦可以断定，格律诗之固定形式已经呼之欲出。由此诗可以得出结论，唐玄宗不仅倡导诗之格律，而且身体力行。古人曰“灵王好细腰，国中多饿人。”上有所好，下必效之。更何况唐玄宗于开元年间，科考以律诗取士，格律诗已成为文人必然选用之形式。科考以律诗取士，起初考试规定诗体必以五言（或七言）六韵或八韵之排律形式，格律诗之固定形式形成之后，则规定以格律诗为标准。 严羽《沧浪诗话·诗评》：“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唐太宗和唐玄宗不仅积极鼓励诗歌创作，而且积极参与创作实践。《全唐诗》（卷一）收录太宗诗多达八十六题九十八首，（卷三）收录玄宗诗六十余首。皮日休《松林集序》曰：“逮及吾唐开元之世，易其体为律焉。始切于俪偶，拘于声势。”此乃确论，唐玄宗规定科考以律诗取士，必然迫使文人采用并精通律诗。《全唐诗•序》曰：“盖唐开国之初，即以声律取士，聚天下才智英杰之彦，悉从事于六义之学，以为进身之阶，则习之者固已专且勤矣。”即使是“骨貌淑清，风神散朗”之孟浩然、“我本楚狂人”，追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李白，亦无例外。《本事诗高逸篇》有一段记述：“上（指唐玄宗）知其（李白）薄声律，谓非所长，命为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律度对属，无不精绝。”

   殷璠以开元十五年为起点，称盛唐诗歌“声律风骨始备矣。”开元之治，政通人和、国泰民安。杜甫有诗《忆昔》：“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盛唐时期，政治昌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促使文化发达。唐玄宗大力倡导、“以诗取士”，又为诗歌发展奠定基础。大唐帝国充满活力，疆域辽阔，外交频繁，各种思想、文化、艺术交汇，儒、道、佛三教自由发展，诗人思想空前解放、创作领域空前广阔。一大批诗人出身于社会中下层，诸如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等，大多经历过困顿或流浪生活之磨炼，对社会现实与人民生活有切身之体验。是以，他们对于大地山河、战场边塞、乡野农村、市井城镇、百姓生活、政治现状、阶级斗争、历史事件等，无不加以描写，寄情抒怀。扩大诗之境界、丰富诗之内容、提高诗之地位，为诗注入新鲜活力、为诗形成严谨格律。盛唐时期，涌现出李白、杜甫已及众多诗家，灿若繁星。流派丰富多采、千姿百态，创作百花齐放、姹紫嫣红。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山水田园诗派、边塞军旅诗派，各树一帜于诗坛，各领风骚千百年。万千佳作，或热情洋溢、豪迈奔放、具有郁勃浓烈之浪漫气质；或恬静优美、自然纪实、展现淳朴无华之现实画卷。波涛壮阔之伟观，鲜明独特之风格。或飘逸若仙、或宁静澹泊、或雄健悲凉、或豪迈奔放。盛唐诗歌反映出盛唐蓬勃向上、昂扬奋进之时代精神与风貌。社会之壮观气象渗透诗歌，诗歌之繁荣气象光照千秋，后人称之为“盛唐气象”。高棅于《唐诗品汇·序》论述：“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直至“安史之乱”爆发，其间称之为“盛唐”。盛唐于历史长河虽上不到五十年，然而实为中国封建时代一最高峰也。社会高度繁盛，诗歌极度辉煌。经准备和酝酿达百余年，始形成盛唐诗歌“风骨与声律始备”之特征。清人吴乔《围炉诗话》谓盛唐诗歌：“变汉魏之古体为唐体而能复其高雅，变六朝之绮丽为浑然而能复其挺秀。”中国诗歌至此终于达到中国诗歌之颠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