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关系的教育实践——以丑小鸭中学为样本的教育反思

詹大年

在传统教育语境中，我们习惯以成绩、行为来评价孩子，却常忽略了“关系”这一隐藏变量的巨大影响。孩子不再爱学习了，逃学、沉迷手机、对抗家长与老师，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管教方法”是否得当，却鲜有人去追问：这个孩子与他人、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什么问题？

丑小鸭中学，一所位于云南昆明的民办初中学校，用十余年的办学实践，提供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答案：当关系被重新建构，教育才真正发生；当孩子感受到温暖和尊重，成长才会悄然启动。

丑小鸭中学从创办之初，就开始接收“无法正常上学”的孩子，这些孩子多是厌学、逃学、被诊断为抑郁症的青少年。我们以为这些是“问题学生”，直到有一次做健康统计，才震惊地发现：在当时的91位学生中，72位为重度抑郁症患者，其中很多是带药入学。我们还有一个发现，这些学生大多来自高收入、高素质、高学历家庭，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名校，更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家长是教师。

这些原本应最理解教育的人，为什么反而最容易在亲子关系中走入死角？北京大学徐凯文教授的研究指出，青少年抑郁发病率最高的家庭类型是教师家庭、医生家庭、行政干部家庭。这与我们多年的观察完全吻合。我们需要追问，为何这些家庭的孩子更容易患上抑郁症？

为什么这些家庭 

的孩子容易抑郁？

首先是家长的角色缺失。教师回家后放不下“老师”的姿态，将孩子视为学生；医生回家后带着“医生”的视角，审视孩子“是否有病”；行政干部回家后仍旧保持“领导”的形象，将孩子视作下属。这种角色的错位，导致亲子关系失衡，孩子感受不到爱与平等。

其次是认识错位。高学历、高素质、高收入人群对孩子普遍期待较高。作为应试教育的受益者，他们对学习的理解往往停留在“刷题”层面。然而，AI时代，学习的工具、方法、概念和意义都已发生改变。我们这代人追求物质财富，而新一代孩子则更注重个性与自由。因为他们的物质需求早已满足，转而追求精神需求。此外，是对主体尊重的缺失。教师、医务工作者、行政干部往往较为强势，容易忽视对方（特别是弱势一方）的个性化需求。

再次是方法粗暴。一位著名大学的博士后，他的孩子患有重度抑郁症，父子关系紧张。他将孩子送到丑小鸭中学后，孩子告诉我：“校长，我想跟我爸爸打个电话，但我还没想好说什么，我怕说不赢他。”这位父亲是逻辑学博士，习惯讲道理。然而，心理学最忌讳的就是讲道理，孩子最怕的也是讲道理。讲逻辑是为了战胜别人，眼里只有对手而没有孩子。这对心理脆弱的孩子而言，无异于精神施压。

孩子抑郁的原因：

从身体到关系

我不是心理专家，但通过多年的观察，我认为导致青少年抑郁的原因大致有三类：遗传、体质、关系。

遗传我们无法控制；体质方面，现在很多孩子身体虚弱、营养失衡，看似吃得好，其实营养结构极不合理，尤其是不常在家做饭、以外卖为主的家庭。

丑小鸭中学通过以下三点解决学生的体质问题：一是三餐一点加水果；二是保证每天9.5小时睡眠；三是每天进行3小时以上的运动。实践证明，这三点对改善体质性抑郁非常有效。

而关系问题，才是最根本也最复杂的。很多人把孩子的学习问题当作教育的首要矛盾。实际上，学习只是表象，真正的矛盾在关系。一个学习出现问题的孩子，通常是他的人际关系出了问题——先是亲子关系，再是师生关系，接着是同伴关系。孩子在这些关系中得不到尊重与理解，最终在学业中失去动力，陷入自我否定。孩子开始逃学、厌学、沉迷手机，本质上是逃避不被理解、不被看见的孤独状态。不管哪一类型的“问题孩子”，他们最后的问题都是原生的关系被破坏。

当一种关系被破坏时，另一种关系很快会自然构建。或许，这种新的关系，就是我们成年人不愿意看到的。这样，这些孩子就被我们定义为“问题孩子”。

教育的核心是重构关系

很多人问我如何“搞定”不听话的学生，事实上，我从未想过“搞定”他们，因为他们的问题在于关系。作为未成年人，他们构建关系的能力较弱，对关系问题的理解也较为片面。我在丑小鸭中学只做了一件事——“构建关系”。

首先，关注孩子的安全感。心理安全是所有关系问题中最重要的一环。丑小鸭中学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有的被家长骗来，有的被直接绑来。但我们没有笼子和监狱，无法将他们关起来。所以我们想办法满足他们的各种需求，让他们觉得这里好玩、放松。我们的教学楼里有各种一体机、吉他、钢琴，校长办公室和心理咨询室随时敞开大门，茶几上经常放着零食，学生可以随时进来拿取。

在我们学校，所有作业本的封底都印着一句话：“任何时候，校长都会帮助你。”我把自己所有联系方式都写在上面，并告诉孩子们：“校长的电话永远不会更改，永远不会关机，也永远不会停机。无论何时，你们都可以打电话给我，分享幸福，诉说痛苦，或者向我求助。只要你们在国内求助，我保证24小时内赶到来帮助你们，如果我赶不到，我的朋友也一定会到你们身边。”

其次，重塑教育场景。丑小鸭中学建在一所废弃小学之上，地处偏远山头，最初甚至没有通电。我们用最简单的材料，改造出一个自由、开放、温暖的空间。

我们将1.8米的走廊拓宽至7米，拓宽后的走廊设有书架、乐器、唱吧和上网空间，这里成为孩子们最喜欢的场所。心理室与校长办公室都设在一楼显眼处，孩子可以随时进来，喝牛奶、吃水果，或什么都不说，只坐着发呆。所有这些细节，都是在传递一种信号：“你被允许存在，被允许不完美。”

我们的学校到处都是书，却没有图书馆和阅览室。因为书是用来阅读的，而不是用来收藏或摆设的。我们的书可以随意拿取，不必归还，丢了就丢了，拿回家就拿回家。

我们的食堂由学生管理，氛围轻松。食堂不仅仅是吃饭的地方，还可以看书、玩扑克、举办沙龙和生日晚会，是一个“玩”的地方。

我们的教室没有黑板，因为黑板太小，不够他们使用。孩子们可以在墙上随意涂写，甚至将老师画成漫画。班级和学校的规章制度都由学生自行制定，老师从不干涉。我都当了三十多年的校长，还是不会写制度。

寝室天花板可以涂鸦，围墙由孩子自行设计绘画。哪怕楼道口设置防护栏，我们也选用原木材质，并挂上学生手工艺品。我们希望，这里没有围栏的恐惧，只有边界的温柔。

除了物理环境的改造，我们还在制度层面进行了大胆的设计。我们取消了传统意义上的政教处和教务处，设立“心理部、学习部、生活部、法务部”等新型学生自主管理机构。学生可以申请参与“学校法庭”，审理师生冲突，老师也要接受“判决”。

教室黑板上写着老师的小名：“老孟”“花花”“波波”。没有高高在上的“师道尊严”，孩子直呼其名，是我们信任的表现。孩子不是接受管理的对象，而是规则共建的合伙人。

班级管理不设“班长”“学习委员”，而是“网管”“书管”“水管”“花管”。这些岗位既实用又可爱，让孩子在参与中体验责任感与归属感。

另外，我们还特别为孩子留出了“第三空间”——一个可以安放情绪、发展兴趣、寻找自我的场所。

我们的音乐室被孩子们戏称为“小丽江”，设备全是他们在废品市场淘回并动手修复的。他们在这里弹琴、唱歌、排练演讲、策划活动，这些活动成为他们表达和疗愈的出口。

我们设置“格斗课”和“公众演讲”为必修课。前者锻炼身体和规则意识，后者锻炼表达与自信。孩子说：“以前我不敢说话，现在我能上台讲话，也不怕别人的目光了。”

这些课程的背后，是关系重构的深意。每一项体验，都是让孩子在行动中重拾主体感，在参与中建立自信心。丑小鸭中学没有一面干净的墙，孩子们随意涂鸦，不断更换墙上的画作。我们庆祝每一个节日，因为节日沉淀了优秀的文化，是用来快乐和释放个性的，而不是用来教育的。

再次，满足需求，让孩子感受到价值感。我们认为，抑郁的本质是主体感缺失——当一个人觉得“我说了不算”“我没有影响力”“我不重要”，他就会陷入无力与低落。因此，我们通过制度、文化、空间设计等一切可控手段，帮助孩子恢复“我是有价值的”这种体验。

在校园的一切安排中，我们尽可能让学生成为决策者、组织者和表达者。比如我们的“学生法庭”，负责处理全校师生违纪、侵权案件，处理的方式是调解、审判。法务部的所有成员都是学生，有兴趣的学生报名就可以加入。法务部的组织设定、文件起草、日常运营等工作全交给学生去做。

我对这些孩子说：“其实我也不清楚怎么做才是最好的，我们在做一件此前没有尝试过的事情。大家可能会犯错，不要紧，错了及时改正。遇到问题，大家经常讨论，一起学习法律、相信法律、遵守规则，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相信，孩子不是问题的制造者，而是需要支持的人，这些看似微小的转变，背后都是关系的重构。

结语：重塑关系，

就是重塑教育

丑小鸭中学不是奇迹，它只是提供了教育的另一个可能性——在功利化和标准化之外，让教育回归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因为我们在成长，所以并不完美。课程算不得标准，评估算不得系统，制度算不得规范。但我们相信：孩子成长的第一性原理，不是标准化流程，而是“有没有人愿意等我、信我、爱我”。

教育的未来，不在“超纲内容”，不在“提分模型”，而在“是否看得见孩子的存在本身”。当我们开始为每一个独特的孩子设计空间、制度与关系时，教育的灵魂才真正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