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课程评论》访谈︱曹君：从“问学”到“转化”——一位校长的专业成长与教育变革方法论

 曹君 杨志平 

一

 “没有问题，

就没有学习的原动力” 

《新课程评论》：

曹校长，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读您的文章、听您讲述成长故事，感受到您无论是在学科教师岗位，还是任学校管理者、校长，都视之为一门“学问”在做，追求清醒的价值认定、清晰的问题驱动，注重反思现象背后的问题，探析行动背后的思维方法与迁移之道。而您身上也有一种独特的学术气质。很好奇，您这种“问学”的兴趣、思维习惯及学术气质是何以养成的？

曹君：

非常赞同您“问学”这个表达。中国古代就有“非学无以致疑，非问无以广识”之说。我一直是个“问题”学生，总有问题和疑惑，所以始终葆有求解的好奇心。我母亲是一位数学老师，一辈子喜欢研究各种题。我从小也喜欢分析和推理。提出问题、解答问题、验证结论，这些思维习惯是我从母亲那里习得养成的。

在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我常常以成长的经验去解构教育学的概念原理，而非单纯记忆一堆信息。1991年我走上工作岗位，服从学校工作需要去教了并不擅长的语文。身边的老师会告诉我“怎么做”，但我要先搞清楚“是什么”和“为什么”，然后常常想，“一定要这样做吗”“还可以怎么做”。

比如，语文学习最重要的价值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每一篇课文都要讲三个课时？教案书上的环节设计符合思维的逻辑，能促进学生理解的提升与发展吗？等等。当我不能从身边的语文教师那里得到解答的时候，这些问题就“念念不忘”了。

求教、问学、阅读、辨析、行动研究这些学习方式就在问题驱动下自然发生，也让我这位新手教师快速成长。1995年，我在一年内先后参加了青岛市、山东省以及全国三个级别的阅读教学大赛，经历了不同年级、不同文体的阅读教学课例研究。从文本解析到教学方法，从学习环节的设计到对学生思维发展的引导，再到学习效果的预设与复盘分析，实战练就了我对教育全要素的关联思维与系统思考能力。

2004年，我走上校长岗位。8年的学校管理中，虽然获得了一些荣誉，但我内心的困惑却有增无减，而路径依赖也逐渐形成。2012年，因缘际会，我与北京十一学校相遇，并有幸加入其中。这所学校生动的教育场景让我看到了理想学校的样子，我想，在这里或许能找到令我困惑的答案。

你或许难以相信，2012年的我虽然看似有管理经验，但彼时我连一个管理领域的重要问题都难以精准地描述出来。来北京13年，是我不断碰壁后聚焦问题、静心探索求解的自我更新之旅。

没有问题，就没有学习的原动力。定义问题是第一步，而要解答问题就需要理清关系、找准定位、寻找标杆、确定路径、实践反思，这个过程就是更有意义的深度学习与行动研究。

李希贵校长倡导的“把我们的问题拿出来研究”“问题即痛点”，也成为我这些年做管理、做研究的起点。其间每一段经历、每一个项目，不断强化了我的问题意识，更练就了我解决问题的能力。

《新课程评论》：

您曾以“三段式”概述自己从专业学科教师到学校管理者，再到领导者的成长历程。这不同的阶段，有哪些研究问题是您一以贯之关注，又有哪些是发展变化着的？是什么让您一直保持着动力，把握并创造出一个个“勇气时刻”？

曹君：

“三段式”是概述我自身成长阶段的一个说法。一般来说，可以用从教师到管理者两个发展阶段来界定。而从一名管理者成长为一名领导者是一个新的也更重要的进阶。

在我看来，领导力是新时代做好老师，成为优秀的中层干部，成长为卓越校长内核一致的重要素养。

尽管阶段不同，但教育领域有一些基本问题始终要思考和关注。比如，什么是好的教育？什么是好老师？什么是好课？学科的价值是什么？面对差异化的学生，如何促进他们不同程度地发展？如何评价教学质量？

管理者职责有新的定位，关注的问题边界也随之扩展，比如：一所好学校的文化特征是什么？好老师的特质（标准）有哪些？我们需要培养具备哪些核心素养的学生？什么样的课程能够实现我们的育人目标？课程与教学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问题大多是对教育基本问题的深入追问。

作为领导者就会关注管理中的高阶问题。例如：育人模式的变革需要重建哪些学校系统？不同形态的课程建构模型是什么？课程与教学一体化推进的支持体系如何构建？课程（项目）实施的原则是什么？教育如何从差异化走向个别化？这是领导者视角下推动变革涉及的核心问题。既需要系统思考、关注整体架构，又要为一线教师的行动研究提供帮助，同时还要为他们留出足够的自主探索空间。

在我看来，有价值的问题本身就具有吸引力。早在2014年，李希贵校长就提醒我：研究一下IB课程，看看它们是如何实现跨学科学习的。在素养导向的新课程全面实施的今天看这样的问题研究，其前瞻性与引领性不言而喻。

再比如，2019年8月，我在经历了28年的名校工作之后，接手了北京十一学校丰台小学（以下简称十一丰小）这所基础薄弱的学校。如何促进学校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是一个既具有时代性、典型性，又颇具挑战性的难题。面对上述问题，不回避，不推诿，的确需要勇气。

我想，勇气来自意义感，它能激发人内心深处不畏惧困难，去跨越高山的崇高感、使命感；来自工作即研究，充分经历挫折、重来、突破、实现真实成长的幸福感；来自团队的支持，以协同之力攻坚克难。这些都是动力之源。

二

 “领导力是一种转化力” 

《新课程评论》：

您多次谈及要“以教育的方式做管理”“做难而正确的事”。何谓“以教育的方式做管理”？作为校长，您认为对于学校管理有哪些是真正“难而正确的事”？

曹君：

“以教育的方式做管理”有别于传统的“以管理的方式做管理”，两者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都不同。

传统的学校管理以完成“事”为目标，通常通过开会、布置任务、传达要求等方式追求“短平快”的效果。久而久之，重规范、讲效率的工作模式容易固化为“管理者思维”。

我们只需观察校园里高高在上的口号标语，关注教师们的工作状态以及孩子们是否还保有“孩子气”，就能发现以强调流程与结果的管理者思维常常漠视了人的差异化，以共性和经验替代思考的管理惯性已成为许多管理者“默会的知识”。那些不自觉地重复着未经省察的非教育性组织行为，难以激发教师的热情和潜能，疲于应付的被动执行者是许多学校教师的常态。

而创新型的学校则从“人”出发。以问题为锚点，站在受众者需求与现状分析的角度，系统思考目标、内容、过程、方法、差异、风险、对策等一系列要素，在做事的过程中努力实现“人”的获得感与价值意义。

之所以称为“以教育的方式”，是因为教育的目的在于促进人的成长，而这里的“人”是兼顾了所有的相关利益方。

通过对比，不难看出，两者管理水平的差异及其背后思维层级的差距。努力从管理者思维向教育者思维转型，是领导力进阶的核心。在领导变革的当下与未来，以教育的方式做管理，提升领导力，无疑是校长自身面临的最大挑战，位列“难而正确的事”榜单之首。

在教育变革中，最具挑战性的还包括基于趋势判断的战略目标确定以及群体认同。对一个组织而言，“做什么”比“怎么做”更重要。只要方向正确，就不怕路远。这是校长高站位、宽视野、学习力与判断力等综合素养的体现。

至于群体认同，则是从管理走向治理的外显结果。领导力的彰显最终应体现在组织中群体认同所激发的活力、动力、协作力与创新力。群体认同是达成这些结果的关键因素。毫无疑问，这既困难又至关重要。

《新课程评论》：

您一直强调“领导力是一种转化力”。从十一丰小近6年的发展中，我们既看到您及团队化被动为主动、化难为易、化整为零、化冲突为和谐的种种努力，也看到化愿景为行动、化问题为课题、化潜能为成果的可喜成效。以您的经验，一所薄弱学校的变革，最难转化的是什么？您又是如何“以教育的方式”来点滴破解推动的？

曹君：

教师从“主导者”到“引导者”，从“权威”到“伙伴”需要转化；校长从“规则制定者”到“价值观引领者”，从“控制”到“赋能”也需要转化。旨在以引导、激发、赋能、推进结果更好，促进组织和个人积极的变化与成长的转化力就是领导力的表征。

2019年8月，我来到了十一丰小。推动一所传统学校以变革激发活力、重塑学校生态是我的使命。在领导学校变革中，我“以教育的方式”推动的以下“三个转化”是富有成效的：

一是从现状到愿景，再到目标的转化。愿景激励人的前提是愿景被认同。在看见美好教育的前提下，十一丰小第一次全体教师会，我改变了校长讲话的传统，请大家分组围坐，一起讨论梳理，我们要追求什么样的教育质量，小学阶段要培养学生具备哪些关键能力和必备品格。从第一版育人目标到三年后修订的2.0版育人目标，再到目标分级的体系化建构，我们持续地在目标层面细化。在我理解，目标就是愿景的具象化，不能落地的愿景只能是束之高阁的口号。

二是从行动到研究，再到实践成果的转化。十一丰小设置了“开学周”作为独立的小学段，提倡教师基于儿童生活开展跨学科学习。目标导向下，以年级为单位的跨学科团队共同设计达成目标的学习路径，完成组织实施。从理论（培训）先行到实践前导的翻转，我们完成了初代课程的行动研究。而后，我们用理论解构行动，让理论学习成为内在需要，成为资源和工具，让行动更有研究的学术性。两者相得益彰促进持续优化。每年我们组织课程案例评选，成果不断涌现，截至目前学校教师获市区级奖励已超过五百项。

三是从组织破壳到治理重建，再到文化再造的转化。组织的不同看起来是文化的差异，实则是底层价值观的差异。我们以“管理后退，教育生长”为原则，推动组织破壳。从第一次全体教师见面会起，校长就从具体方案的阐释者退居为问题讨论的组织者和任务发布者，教师则被推到前台，成为思考者、发言人、参与者和设计师。教师从执行者变为参与者、创造者，是激发潜能的关键。以课程变革为抓手，将年级推到学校一线，行政后退成为支持人员，则为新组织架构的调整奠定了基础。

于是，在新的问题与挑战面前，项目组成为先锋队，自主参与，主动担当，为更多教师的潜能挖掘与释放提供了更多平台，激发创生了更多新的知识产品。多主体、多中心、不断进化，彰显出一个组织持续发展的势能和不断创新的活力。

以上这些实践创新都是我们源于教育者思维和视角下的探索。

三

 校长是什么样的人，

就将塑造什么样的组织文化 

《新课程评论》：

您曾说“永远要以自己为尺度去观察自己、解构自己、理解自己，也接纳自己”。您如何看待学校发展与学校管理者自我认知这二者间的关系？学校管理者该如何进行正确的自我认知？

曹君：

一个人不可能有超越认知和素养的行为。一个校长也不会有超越价值观、人格修养与综合素养的管理言行，而这些都会深刻影响着一所学校的文化与品格。所以，我现在特别警惕，自己是否成为组织发展的瓶颈和天花板。

我在教育系统工作超过了三十年，从名师成长为名校长，但我也越发确认，知道不等于做到，知识不等于认知。以问题为起点，以实践为路径，以外在知识为资源，以自我经验为关联，整合资源、行动研究、自我反思、建构认知才能实现持续更新的“二次成长”。

关于个人与组织发展的关系，我想分享一个我的成长故事。

2012年，我带着“光环”，来到北京。在亦庄小学筹建期间，我的女儿很快成为我们团队的“小跟班”，跟每个人都很熟。有一天，她在家以表演的方式再现了青年教师见到我和见到另一位名师不同的打招呼的场景。那个瞬间，突然就让我看见了一个严肃、刻板、无趣、端着的且完全不自知的“校长”形象。

我陷入深深的思考，在有点痛苦的反思中开始跟自己对话。从自己的感受出发写下我更喜欢的人的特质，写下自己想成为的样子。

之后，我开始自我调整：停止抱怨，试着寻找事情积极的一面；减少批评，多提建设性意见；“沉”到年轻人中间，在聊天中重建同伴关系；主动走到最好的教育现场，在具体场景中躬身自问：“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如果你是老师，你希望校长怎样去做？”以此为坐标，我觉察了自己思维的惯性，看见了因自己的个人好恶可能在管理中作出的不当决策。

这些微习惯使我变得平和、开放、主动以及更能共情。“我有无限可能”是十一丰小的校训，是一个校长在经历自我更新后的自信，也是对每个生命成长无限可能的相信。

认知和判断确定无疑是我们一切言行的根基。我们如何思考，就将如何言说，如何行动。我们认同什么，就会支持什么；我们反对什么，就会努力避免什么；我们吸纳什么，就将成为什么。从我到我们，从个体到群体，从价值观到组织文化，校长的影响力体现在全过程中。

四

 “阅读是一场总有惊喜的相逢” 

《新课程评论》：

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一些书带给您重要启发或影响？阅读在您专业及生命成长历程中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曹君：

于我而言，阅读是一场总有惊喜的相逢。小时候，非常有限的读物却是我成长的亲密伙伴。《儿童文学》《少年文艺》和一些记不清名字的有字读物，常常为我打开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在书中，我看到了许多有趣和令人厌恶的人与事，这些阅读经历构建了我最初的审美判断和对人性的理解。

前面讲过我踏上教育岗位的初体验，那时我发现一些在别人看来已经成为程序性知识的教学模式，对我来说却有若干个难以理解。这促使我开始了专业阅读。我自费订购了《小学语文教学》杂志，并从学校图书馆借阅《山东教育》杂志，每月的专业阅读就像是在聆听一场场专家讲座，他们的深刻思考和充分例证极大地启发了我。

当老师的最初十年，经由专业杂志结识了三位对我影响很大的名师：南京的耿方珠老师和他的“教学结构说”、张伟老师与他的“球形阅读法”、江苏李吉林老师的“情境教学法”。

他们基于大量的实践研究，系统阐述教学结构、文本解读、儿童认知与阅读教学方法之间的深度联系都仿佛醍醐灌顶，让因模式化陷入认知困境的我大受启发。那种豁然开朗的顿悟助力我的教学实践向更高层次迈进。我从一名菜鸟教师到全国阅读教学大赛最高奖的获得者，若没有这样的顶级高手指点是不可能实现的。

突破这样的时空阻隔，毫无疑问是书籍作为舟楫，载我与高手相遇。这样的经历已经不能用简单的感受来言说，只能感慨庆幸与感恩。

《新课程评论》：

您的案头书是什么？

曹君：

每个阶段我都有不同的案头书。最初十年，每一期教学杂志都会按照年度整整齐齐地摆放，作为随时可以翻阅的案头书。李吉林老师的专著曾经在书架上最显眼、最易拿取的位置。

12年前我从青岛到北京，重新面对教育问题再出发的时候，更加需要寻找“制高点”和“领域专家”去问道。案头书更新得很快，也更多样化。蒙台梭利的《童年的秘密》《吸收性心智》；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经验与教育》；怀特海的《教育的目的》；雅斯贝尔斯的《什么是教育》……这些书都深深浅浅地拜读过，它们构成了我的“基本书目”。

在补齐教育管理短板方面，李希贵校长的《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学校转型》等系列书籍是我教育管理的“必读书目”。泰勒的《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约翰·哈蒂的《可见的学习》，肯·古德曼的《全语言的全，全在哪里》，以及各国课程标准类书籍是我的课程专业书目。

此外，手机读书便捷了日常的因需阅读，让阅读更宽泛，比如历史与文化类的听书、商业管理的公众号我也常常追读。

阅读是我结交高人，与世界对话，实现认知进阶、人生跃迁的重要方式，帮助我在有限的生命里体悟见众生、见天地、见自己的三重境界。

《新课程评论》：

当学校步入新的发展阶段，您的“问学”之路，又有怎样的方向与新的思考？

曹君：

十一丰小经历了五年半的发展，以课程变革重塑学校生态成效突出，一所温暖、友爱、协作、创新的学校正在被看见。课程改革校已经成为学校面向未来发展的新名片。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思考，一所传统学校的课程变革的实践经验能否转化成结构化的知识产品。特别是在国家发布新一轮课程标准的背景下，我们的探索能为更多学校提供可以借鉴的方法论，这也是我们新阶段的目标任务。

它需要我们在一轮行动研究之后再次回到学校的素养目标这个起点，自问和自我评估：这样的目标我们实现了吗？排查堵点与问题，再一次以问题导向审视实践，进一步优化改进的方案，输出成果。实践之路，正是这样的往复循环。

这件事更大的价值在于团队成员经由这个过程发展和累积个人的学术成就。我有个宏愿，希望探索一所普通小学具有教育家精神和素养的教师群体的成长路径与可能性，给更多普通学校一线教师以信心。我期待这样鼓舞人心的美好图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