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与教员：两种教师观的比较与启示

 谢维和 

教师与教员之间的区别是需要探讨的，以期明确高素质教师的应有之貌。教员更多关注教书本身，即知识传授；而教师则定位于教人，旨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这一区别体现了从单纯知识传授到注重学生成长与人格塑造的转变。教师作为教育者，应超越教员角色，践行教育家精神，致力于学生全面成长，这不仅是教育的理想追求，也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与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教师是每一位教师应该认真思考和探索的问题，也是每一位教师的理想和追求。我也是一名教师，在从事学校的教育教学与管理以及教师教育的研究过程中，一直在想怎么去做一位好的教师。在这些年的阅读与研究过程中，笔者曾经读到著名教育家夏丏尊先生的一篇文章，这是一位很了不起的教育家与文学家，也是一名教师。朱自清先生曾经称其是一位真正诲人不倦的教育家。他在1924年5月的《春晖》杂志发表了一篇短文《近事杂感》，其中特别谈到了教师与教员的不同。他说道：“‘教员’与‘教师’这两个名词，在我感觉上很有不同。我以为如果教育者只是教员而不是教师，一切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教育毕竟是英雄的事业，是大丈夫的事业，够得上‘师’的称呼的人，才许着手。仆役工匠等同样地位的甚麽‘员’，是难担负这大任的。我们在学生及社会的眼中被认作‘员’，可怜！我们如果在自己的心里也不能自认为‘师’，只以‘员’自甘，那不更可怜吗？我们做教员的，应该自己进取修养，使够得上‘师’字的称呼。”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所有从事教育教学的教育工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但夏丏尊先生也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他虽然提出了这个问题，可自己并没有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很清晰的回答，而是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作业留给了我们。

按照夏丏尊先生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思路，去思考教师的样子与特点，而不仅仅是做一个他所说的那种可怜的教员，对我们真正成为一名高素质的教师是非常有益的。究竟教员和教师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当然，这两者之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零和关系，也并不是非此即彼，他们之间确实有一定的联系，但是他们之间确实也存在着一些不同的方面，包括不同的定位，不同的重点，以及不同的价值取向。而这恰恰是任何一位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必须思考的问题。

一、教员与教师

这种区别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区别是，作为教员来说，恐怕他的职责更多的只是教书，他关心的只是如何把书教好。而作为教师来说当然也要教书，但是他的目的、他的定位，则是要教人，是要教学生成人，而不是仅教学生去获得知识。这是他们两者之间很重要也是很根本的一个差别。即一个是教书，一个是教人。叶圣陶先生就曾经说过，如果他当教师，决不将他的行业叫做“教书”，因为，这样就把他当教师的意义给抹杀了。他说道，“我与从前书房里的老先生其实是大有分别的：他们只需教学生把书读通，能够去应考试，取功名，此外没有他们的事儿；而我呢，却要使学生能做人，能做事，成为健全的公民。”叶圣陶先生这段话把教师的定位说得非常透彻，也十分清晰地表明了教师和教员的区别。从教育教学的实践来看，这种区别着实有很大的意义。因此，作为一个单纯的教员，往往一门心思去研究教材、课程与书本上的知识，去追求某些所谓时尚的教法，等等；而作为教师来说，虽然也要研究课程与教材，但教师更关注的则是学生，他需要花更多的精力研究他的学生，了解学生成长中的困惑与烦恼，了解他们的心理状况，了解学生需要学什么样的知识，需要哪种更合适的方法，等等，进而去选择适当的教材与合理的教法，并在课程实践中真正取得实效。否则的话，只是单纯地去研究教材、课程与教法，而不去研究学生的特点，他们需要什么，在学习中有什么困难等，那就真的只能是一个教员，不是一个真正的教师了。陶行知先生曾经有一个比喻。他认为，如果一个教师如果不能够把教书与教人结合起来，不能把教学和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结合在一块，他充其量也就是一个贩卖的商贾，即做买卖的小贩。大家想想看，陶行知先生这样一个非常温文尔雅的教育家，他对于这种只教书而不懂得教人的教员，给予的这种讽刺是何等的入木三分。因此，教师和教员的第一个区别就在于，教师的定位是教人，进而用心用力地帮助他们成人。

教师和教员的第二个区别是他们对教育目的的认识是不同的。作为教员，恐怕更多的是考虑如何给学生提供某些非常有用的知识，或者说实用性的知识，包括能够帮助学生提高考试成绩，或者说毕业以后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有一个优越的职业，等等。简而言之，就是要强调学而致用。这样的考虑当然也是必要的，甚至也是有意义的。我们的教育教学当然需要给予学生具有实际价值的知识，能够帮助学生在社会的现实生活中解决具体问题。但是作为教师来说，他对教育目的的认识又不能仅局限在这种学以致用上，而应该能够超越当下某些具体的情境，去追求到底什么是真的东西，而不仅仅是有用的东西，他要去探求这个世界的真理，要去探求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以及做人做事的根本原则，他要去探求世界归根到底的原因，以及人类经验背后的那些普遍性的结构等一些终极的根本性问题，这就是求真。正如中国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的任鸿隽先生就曾经说过，“致用之极，于是有浅尝肤受得一能自给，充然自以为而足而无复深造之想者。夫今之科学，其本能在求真，其旁能在致用。”显然，无论是做人和做学问，包括教书，求真是第一位的，而求用是第二位的。实际上，在求真上有所进展以后，在实际功用上自然就事半功倍、水到渠成了。所以作为教师和教员来说，这个求真也是一个衡量教师和教员差别的所在。陶行知先生所说的，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一定也就是这个意思。这样一种求真，对于我们教师来说，当然包括了很丰富的内容，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师德的求真，即作为教师，在教书育人上，在做人做事上，一定是有原则的，不能什么事情都是利害关系。在培养学生的时候，在努力成为一个好教师的时候，在处理各种事情，特别是面对工作矛盾与冲突时，教师一定是有原则的。正如中国传统文化里所谓的“耿介”一样，不能投机取巧，或者是以利害关系取代原则。在教育教学中，在指导学生、帮助学生成长的过程中，就是要让学生有一种很鲜明的是非感，不能什么都讲利害关系，对我有用的就去赞成，就去做，对我没有用的我就不做，就躲开了，或者是闪烁其词、言不由衷。这绝不是一个好教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就是教师和教员之间非常重要的区别。

第三个区别，则是教师与教员在为师为学，以及在从事教育教学中的价值观差异。教师与教员当然都要传授知识和能力，但其中却常包含着价值观的差异。作为教师来说，在传授知识与能力的时候，始终关注的不仅是知识能力本身，而且非常强调知识学习的价值取向，以及做人做事的方向。在今日中国，则是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教师在指导和帮助学生学习知识的时候，必须关注和引导学生人生的价值观，特别是启发学生思考如何运用自己所学知识去造福社会与人类。简言之，教师必须是一名有方向感和使命感的人。这关系到教育的方向，关系到学生的成人成才。而这种教育价值观的差异则是教师与教员非常根本的不同所在。

二、教育家精神与教师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新时代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时，首先强调的是“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表明的正是这种价值观。威尔·杜兰特在说明现代社会价值观的意义时非常深刻地说道，“在我们这个觉醒的世纪里，最令人沮丧的发现之一，就是科学的中立：它随时愿为我们疗伤，也随时愿为我们杀人；它能为我们建设，破坏起来也更厉害。现在想起来，培根骄傲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是多么不合适啊！”换句话说，单纯地强调知识就是力量，而不知道如何去用知识，不能把握知识使用的合理方向，不能具备一种正确的知识价值观，怎么可能真正地把学到的知识去造福于人类、造福于社会？所以我们国家在谈到教师的时候，特别强调心怀国之大者，就是希望教师能够充分认识教育和教师工作与整个国家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密切关系，这也就是教师的格局，是教师不同于教员的基本特点之一。对此，夏丏尊先生也有一句很风趣的话：“吾人于专门职业以外，当有多方之趣味。军人只知军人之事，商人只知商人之事，彼此谈话至无共通适当之材料，其苦何堪？为将来之教师者宜注意及之。酱之只有酱气者，必非善酱；肉之只有肉气者，必非善肉；教师之只有教师气者，必非善教师也。”换句话说，作为一个教师来说，要有一个更开阔与恢宏的眼界，更大的格局，要对社会的形势与变化有所关心，对人类的命运能够有所体察，能够与普罗大众共情，对社会发展的趋势能够有很敏锐的感受与把握。从实践的角度说，则是要在学校的校园与课堂里呈现出整个社会与世界的风云与走势，进而真正能够引导学生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走向更高的境界，去引领他们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如果仅这样来理解与体会夏丏尊先生所说的教员和教师的区别，恐怕还很难真正说清楚中国的教师所具有的独特的社会责任，也无法切实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讲教育家精神时所强调的中国“特有”的含义。作为教师，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教师常具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其中某些方面也是全世界教师的共同价值与定位。但作为中国的教师，又有些什么特别的职业定位与社会责任呢？这也是我们需要接着夏丏尊先生的观点继续深入思考的地方，由此进一步理解中国教师的社会责任。

三、教师的社会责任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注教师的职业，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教师的责任与角色，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非常详细的说明，包括“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四个相统一”“大先生”等，特别是在2023年对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作了非常系统的论述。笔者在学习、体会、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师的论述时，感觉到在中国这么多的职业里，教师职业可能是他最关注，谈的最多的职业之一。为什么会这样呢？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难道有一种什么特别的期待与偏爱吗？或者说中国的教师除了教人、求真和指引方向与价值观之外，还有些什么特别的社会责任和价值吗？

从师道尊严的角度来看，这确实反映了中国教师独特的社会与文化地位，而且这也是很多外国同行羡慕中国教师的方面。我们可以从孔子命运的变化分析与说明“师道尊严”的基础与内涵，但并不能表明“师道尊严”的社会功能是什么；从“天地君亲师”的文化现象来研究这个问题，可以看出中国教师的崇高地位，甚至可以与天地君亲比齐，成为中国老百姓祭祀的重要对象。正如鲁迅所说，“我家的正屋的中央，供着一块牌位，用金字写着必须绝对尊敬和服从的五位：‘天地君亲师’。” 然而，尽管我们的教师和天地君亲居于同等的地位，但师和天地君亲四者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他们各自独特的功能和价值又在哪儿呢？天地君亲师五者之间究竟有没有一定的分工呢？

荀子的《礼论篇》中有这样一段非常精彩的文字：“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这恰恰十分具体地说明了“天地君亲师”中的不同分工与职能。其中，“天地”是世界上万事万物的本源和根本，正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所谓“先祖者，类之本也”，则是指出了人类的祖先，以及亲情是人与人之间交往与互动的基本规则，也是社会活动应该遵循的秩序。而“君师者，治之本也”，则是非常鲜明地揭示了教师与国家的统治者一样，是这个国家治理的根本，承担着治理国家的责任，而且是国家运行中各种规矩与法律的基础与根据。按照荀子《礼论篇》中的说法，没有天地，就没有世间的万事万物；没有祖先，就没有人类的繁衍；而没有统治者与教师，社会就会缺乏治理而陷入混乱。所以，对教师一定要像对统治者一样隆重地尊崇，并且奉为至尊。著名文化学者吴虞在读了荀子的《礼论篇》以后，也非常感慨地说道，“此实吾国‘天地君亲师’五字牌之所由立。”（《读荀子书后》）中国著名的教育经典文献《学记》也已经非常清楚地表达了教师的这种社会责任。“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由此可见，中国的教师不仅要教人，不仅要求真，不仅要提供价值观的引导，更重要的是必须承担治国理政的责任，这就是中国教师的独特的价值观和定位，也就是我们今天在教师队伍建设与教师教育中如此强调政治站位的原因所在。而且，这也恰恰是师德的根本。由此，我们也就能够更好地理解唐代著名思想家韩愈为什么强调教育最根本的任务是传道。而儒家最重要的贡献恰恰就是把教育的文化传承上升到了道统的地位。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统治者应该通过教导人民而治理国家的独特信念，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

所以，教师的传道地位与职能也就来自这样的定位。这就是中国教师独特的一种社会责任：治国理政的一种力量与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与依托。对此，2016年1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非常明确地指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承担着神圣使命。传道者自己首先要明道、信道。高校教师要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努力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更好担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教师所教育和传递的这种治国理政的责任，就是要参与引导与帮助学生学习与认同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与各项政策，并且能够自觉维护国家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承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

教师与教员，一字之差的背后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教师观，而且体现了中国教师所承担的独特功能与社会责任，反映了国家与人民对教师的期待与委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