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黄州的饮食之乐
程 曦
摘
要:苏轼在被贬黄州之时,生活面临经济上的窘困,精神承受着巨大的打击,但他以达观的心态融入生活,从一蔬一饭中获得生活的意趣和快乐,形成了具有鲜明东坡特色的渗透着强烈的文化意识、美学意识的饮食观。
关键词:苏轼;黄州;饮食文化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讲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饮食文化作为日常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向来却得不到仁人志士的关注。在他们眼中,饮食仅仅为了满足人的生存需要,是生活中的最基本层次,不值得给予过多的关注,但宋代文豪苏轼却对食物有着特殊的感情,贬谪黄州时期,他不仅在生活中仔细品尝食物的美好滋味,更将这些食物写进诗歌中,这些平常的食物在苏轼的笔下充满了意趣,给他清苦的生活带来了莫大的快乐。
苏轼在黄州时经济非常窘困,他被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所领的一大串官衔都是虚授之职,没有任何的实权,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形同流放的罪人。作为被贬之人,按当时朝廷规定,虽仍可领取俸禄,但是不再是直接发放钱币,而是折支——即以实物折价。宋朝惯例,官吏俸禄,有相当一部分是用实物折价抵算,个人拿到这些不切实用的东西之后,自己再折价变卖,而被贬的官员则被全部“折支”。宋初官员杨忆说,这些折支物品在市场上变卖的时候“十裁得其三”,[1]不仅如此,如果朝廷暂时没有这些折支物,就累年不发放。苏轼作检校官,朝廷用造酒后废弃的退酒袋子——压酒囊抵薪俸,而苏轼本人性格豪放,对钱财不甚留意,入仕后俸禄随手用尽,没有什么积蓄,“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2],尽管黄州的生活消费水平不是很高,“鱼稻薪炭颇贱,甚与穷者相宜。然轼平生未尝作活计,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随手辄尽”[3]
,微薄的积蓄只能勉强维持一年,于是苏轼决定“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4]
苏东坡曾经在文中写过这样一段话:“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5]怀着达观的心态,贬谪之所黄州在苏轼的眼中有了别样的光彩。黄州三面临江,著名的武昌鱼就是产于附近,而大江两岸青山连绵,风景秀丽,素来以产竹闻名。宋初王禹偁的《黄冈竹楼记》中开篇就道,黄冈之地多产竹。在初贬到黄州的时候,风尘仆仆之中,东坡尚未安定好一颗惊魂,但是黄州的风物已然带给了他意外的惊喜——看到绕郭的浩浩长江而思鱼之鲜美,望漫山之修竹而觉笋之清香,美味的食物带来对未来的憧憬,使得他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不少人羡慕他人在生活中发现和遇到的饶有趣味的事情,其实前者应该羡慕后者所具有的理解事物的禀赋。在后一种人的描述中,他们所经历的事情都意味深长,而这一点正可以归于他们的禀赋,在一个思想丰富的人看来饶有趣味的事情,对于一个有着浮浅庸俗的头脑的人来说,同样的事件之只不过是平凡世界里面的乏味的一幕而已”[6]。虽然黄州生活条件窘迫,但是苏轼善于利用身边有限的资源来为生活创作出美好的享受。东坡没有了官场应酬,有大量的时间可以支配,而且他喜欢亲自动手,从实践中品尝饮食的乐趣。于是东坡变为了一位技艺高超的厨师,一位独特的品酒师、酿酒师。他喜欢自己做菜,也善于做菜,在黄州,他创作出了几个流传至今的菜肴,东坡肉,东坡羹,东坡酒,还发明了做鱼的方法。
一、肉之味
东坡肉至今仍广为流传。黄州的猪肉甚是便宜,但是富贵者觉其鄙俗,穷困者不知道如何烹调,苏轼在几次试验后发明了一种蒸煮的方法,按照这种方法做出的猪肉味道鲜美,甘怡可口。为此,他还写出了一首类似快板风格的介绍猪肉做法的短文:
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辰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7]
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苏轼到杭州任知州,组织民工疏浚西湖,工程完毕犒赏,动员家人,又组织官府人员一齐上阵,亲自传授烹调方法,指挥大家把肉切成大方块,然后架起大锅,将洗净的肉块文火煮成八分熟,打捞起来晾干,再放在油锅中炸黄,最后加上葱、姜、盐、糖,再用文火炖半个时辰,浓浓的肉香味就散发开来。东坡命人将这些红酥香软的块肉发放给浚湖民工,人们觉得这道菜肥而不腻,味道鲜美,取名为“东坡肉”。直到今天,“东坡肉”仍是杭城的一道名菜。
黄州在大江边,鱼产相对于猪肉更为丰富,但许多人不善烹调,做出的鱼带有腥味,东坡经过多次试验,又自创煮鱼法,做出的鱼鲜美无腥味。他特地撰写文章《煮鱼法》记之:将鲜卿鱼或鲤鱼放在冷水中洗净,擦上盐,鱼腹中塞入白菜心,置入煎锅,锅里放几根小葱白,不用翻动,一直烹煎,半熟时,放几片生姜进去,再浇上一点儿咸萝卜汁和一点儿酒,最后再放上几片橘子皮,“其珍食者自知,不尽谈也”。[8]
吃过了鱼肉,雅洁的东坡先生当然不会放弃天然素味的菜蔬,于是有了“东坡羹”。“东坡羹”的原材料不用鱼肉,因而有自然甘甜之味,无论从原料还是作法,都比较适合经济拮据的人,大约这也是东坡当日经济困难的写照。因为其属于素食,东坡把它还推荐给和尚吃。其“菜谱”——《东坡羹颂并引》中说,可以用菘苦蔓青、若芦菔、若荠为料,若无这些菜,用瓜、茄亦可。从文中可以看出,其实东坡羹的做法就是先用生油涂抹在碗底或者锅边,待水沸后,将洗净的白菜、萝卜、蔓菁、荠菜、油菜等下入锅中,放少许生姜和生米,上面用瓷碗倒扣住,再把饭甑架在上方一起蒸煮。用汤的热气蒸米饭,饭菜齐熟,一举两得。这种汤就是后人所说的“东坡羹”,东坡还作诗夸其中有天真味,但“想来不过是聊胜于无的普通菜羹罢了”[9]。
尽管精打细算,但俸禄微薄,还是难免饥寒之忧,东坡故人马正卿为苏轼向黄州州府申请了一块废弃的营地,营地位于黄州城东门外的小山坡上,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春天苏轼带领全家开垦荒地,经过辛勤劳作,终于获得了丰收。收获粮食后,夫人王之做了二红饭,并做文章记之:今年收大麦二十余石,卖之价甚贱。而粳米适尽,乃课奴婢舂以为饭。嚼之,啧啧有声,小儿女相调,云是嚼虱子。日中饥,用浆水淘食之,自然甘酸浮滑,有西北村落气味。近日复令庖人杂小豆作饭,尤有味。老妻大笑日:“此新样二红饭也![10]
短短的文章传达着东坡对生活发自内心的热爱,即使是普通的米饭,他都能以幽默的心态品出独特的滋味,让日常的生活充满了快乐的气息。居黄期间,东坡好友巢元修来访,课东坡二子甚严,东坡经常亲自下厨,并颇得意的将这写进了家信。“常亲自煮猪头,灌血精,作姜豉菜羹,宛有太安滋味。”[11]他常常“亲执枪匕,煮鱼羹以设客,客未尝不称善”[12]。东坡虽然喜好美食,但绝非饕餮之徒,他并非是追逐口腹之欲,而是从生活中追寻创作发明的乐趣,在《与孟亨之书》中东坡写道:
今日斋素,食麦饭笋脯有余味,意谓不减刍豢。念非吾亨之,莫识此味,故饷一合,并建茗两片,食已,可与道媪对啜也。[13]
寥寥数语,体现了东坡淡然自乐,以茶蔬悠游岁月的旷达,食物更多的时候是一种精神享受的载体,正如他致信千里之外的巢谷,以求得到元修菜的种子,元修菜何尝不是故乡之思的载体呢?他在黄州的时候思念元修菜,后在惠州同样思之甚深。这些食物经过东坡情感的净化,已非纯粹的口体之欲,而对待真正的口体之欲,他的态度是节俭惜福。他偶读《战国策》,见处士颜蠋说“晚食以当肉[14]”,不禁欣然而笑。在东坡先生看来,菜羹菽黍,差饥而食,其味和八珍相同;而吃饱饭之后,即使是大鱼大肉在前,感觉却是难以下咽,于是苏轼感叹说,“美恶在我,何与于物”[15]。
综观苏轼那些描写日常饮食的诗作,可以看出尝佳肴、饮美酒、品香茶给他带来的心灵愉悦,在其日常生活中有着重要的位置,是其它方面难以替代的。这些食物使得日常生活中洋溢着欢乐与美。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苏轼作《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纪南山之游,其中有“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16]之句,乳白色的香茶一盏和翡翠一样的春蔬一盘,不仅表达出了悠闲高雅的生活之味,还从食物中洋溢出了春天的明快和绿意,“蓼茸蒿笋”,蓼芽与蒿茎,是立春的应时节物。以樽俎之间的微物入小词,本是很难作的,因为这些供人口腹之欲的物品严格说来不是精神范畴的审美对象。既而这一切,被东坡的慧心一转化,成为了洋溢着时序转变宇宙生机的画面。
二、酒之乐
宋代,乐酒好饮是带有普遍性的风气,“文人尤其是诗人如果不与酒发生关系,其作品不带点酒味,那么其人其诗的品味是要打折扣的”。[17]苏轼在《洞庭春色赋》中提到“安定郡王以黄柑酿酒,名之曰洞庭春色”[18],据罗大经的《鹤林玉露》记载,杨万里退休后喜欢饮酒酿酒,并把酒性温和的称之“金盘露”,把酒性猛烈的叫做“椒花雨”,并言之“吾爱椒花雨,甚于金盘露”。[19]东坡虽然酒量不如人,但是对饮酒有着独到的认识,在《书东皋子传后》中苏轼写道:
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20]
苏轼曾自言“饮酒虽不多,然而终日欲把盏为乐,殆不可一日无此君也”[21]。东坡饮酒寻求的是一种境界,一种从酒中得到乐趣的方式,正如他寄情日常饭蔬一样,寻求的只是适意而已。自己虽然不善饮,饮一盏而醉,但是醉中味与别的人狂饮后的无异,不也是值得羡慕的吗?苏轼的饮酒是点到为止,他不喜欢狂饮,认为酒醉后虽然暂时的忘记了一切烦恼,但是酒醒后那些烦恼就会像草一样纷纷冒出来,“醉时万虑一扫空,醒后纷纷如宿草”[22],不仅解决不了问题,更伤身体。饮酒最好不论酒量,但求适意,“君看今古悠悠,浮宦人间世。这些百岁,光阴几日,三万六千而已。醉乡路稳不妨行,但人生,要适情耳。”[23]
苏轼在诗文中记下了自己喝过的酒,种类繁多,在他初到黄州的时候谢客杜坐,以酒交愁,有“饮中滋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24]、“穿花踏月饮村酒,免试醉归官长骂”[25]
之语,东坡饮于武昌王氏兄弟家,饮于经营酒店的潘丙家,好友朱寿昌更是遣人送酒,但是这些远不够东坡所需。州酿既少,官酤又恶而贵,这对于每天都需要饮一点点酒的东坡来说真是一种煎熬,于是他试着自己酿酒。
酿酒是一件技术要求较高的事情,需要人会鉴定煮酒的各个关键的时刻,现当代作家周作人在他的《谈酒》中曾有记叙:“走到缸边屈着身听,听见里边起泡的声音切切察察的,好象是螃蟹吐沫(儿童称为蟹煮饭)的样子,便拿来煮就得了;早一点酒还未成,迟一点就变酸了。但是怎么是恰好的时期,别人仍不能知道,只有听熟的耳朵才能够断定,正如古董家的眼睛辨别古物一样。”[26]东坡很早就开始尝试酿酒,知密州的时候,他就曾用“土米作酒”[27],可能因为酿酒的技术不是很精通,结果酿出的酒皆无味。元丰五年五月,四川绵竹道士杨世昌来看望东坡,当时正是黄州禁私酒甚为严格之时。杨世昌的到来对东坡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杨世昌不仅会酿酒且酿出的酒“绝醇酽”,杨将酿酒的方子给了苏轼东坡因而作蜜酒歌,东坡绕有兴趣的介绍了酒的色香味,以及酿酒的过程:
一日小沸鱼吐沫,二日眩转清光活。三日开瓮香满城,快泻银瓶不须拨。百钱一斗浓无声,甘露微浊醍醐清。[28]
不过很遗憾,蜜酒和他在密州所做的酒一样不甚成功。喝过蜜酒的人大多闹肚子,“苏子瞻在黄州作蜜酒,不甚佳,饮者辄暴下”、“二方未必不佳,但公性不耐事”,[29]
苏轼本性随和,不刻板,因此在酿酒时没有精确地按照杨道士所给的配方来做,很多时候都是“差不多"、"大概如此",结果蜜酒不是发酵,而是腐败了。“苏东坡在做酒方面,只是个外行中内行,而不是个真正的内行。做酒只是他业余嗜好而已。”[30]
虽然酿酒不甚成功,但是东坡仍然乐在其中,蜜酒、桂酒、真一酒、松醪酒、天门冬酒他都饶有兴趣地试验过,在定州的时候,他酿松醪酒,在酿真一酒时,东坡还津津乐道的将酿酒的方子写进诗中,“米、麦、水三一而已,此东坡先生真一酒也。[31]在酿酒的过程中,他能得到莫大的快乐,“拨雪披云得乳涨,蜜蜂又欲醉先生。稻垂麦仰阴阳足,器洁泉新表里清”[32],酿酒过程是新奇的,酒熟了之后是快乐的,东坡会兴致勃勃地把酒装坛入瓮,然后怡然自乐地慢慢品尝,有一次他就在酒缸旁喝自酿的天门冬酒而喝了个大醉,事见《庚辰岁正月十二日,天门冬酒熟,予自漉之,且漉且尝,遂以大醉二首》一诗:自拨床头一瓮云,幽人先已醉浓芬。天门冬熟新年喜,曲米春香并舍闻。菜圃渐疏花漠漠,竹扉斜掩雨纷纷。拥裘睡觉知何处,吹面东风散缬纹。[33]
东坡饮酒,饮的是个中真味,在黄州的时候,徐知州会常常派人送给他州酿,黄州乡邻也常送酒给他,雪堂落成后,东坡将各种不同的酒都混合着放在一个大酒樽里,称为“雪堂义樽”[34],这雪堂义樽所散发出的浓浓情意比它的味道更为悠远深长。
三、茶之趣
宋代文人大多对饮茶情有独钟,皆有脍炙人口的著作留存于世,而苏轼的篇章尤多。如果说酒是苏轼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那么品茶则是他不能缺少的精神享受,茶里有生活的惬意,“临风饱食甘寝罢,一瓯花乳浮轻圆”[35],道出了品茶之乐,“一瓯谁与共,门外无来辙”[36]描述出了自掩柴扉独倚修竹的落寞和自得,正如张元干所写“夜阑茗碗间飞觞,坐稳蒲团凭几,熏余纸帐掩梨床。个中风味更难忘”[37],他们在茶与酒中享受着难以言叙的人生风味。东坡对茶可谓一往情深,“移栽白鹤岭,土软春雨后”[38],讲出了种茶的乐趣,“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39],记载了东坡的烹茶之乐,“磨成不敢付童仆,自看汤雪生玑珠”[40]写出了磨茶的雅趣,可以说,茶在东坡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
在《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芽》诗里,东坡直接将佳茗比作佳人,“从来佳茗似佳人”[41],茶生长在云雾缭绕的仙山之上,被清风露水洗得干干净净,宛如冰雪佳人,茶在杯中翩然起舞,绿色染开,让诗人闻到了春天、清风、青山的气息。全诗充满了翩然的仙气和不然纤尘的草木气息,此句流传甚广,成为千古传颂的评茶佳句;同时苏轼又以君子喻茶,认为茶“一一天与君子性”[42]
苏东坡雅爱喝茶,“我官于南今几时,尝尽溪茶与山茗”[43],茶就像是他的老朋友,个中味道欲辨已忘言。因为喜欢喝茶,所以苏轼喜欢种茶,在黄州他还种过桃花茶。同时苏轼对煎茶很有研究,“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构分江入夜瓶。茶雨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44]。他利用了唐人煎茶的经验,用缓火炙,活火煎,俨然一个精于茶道的茶师。
苏轼一生交友广泛,性格豪爽的他喜欢和朋友一同把盏赏味,共享人生的乐趣。苏轼诗文中有很多关于他和友人互相赠茶的记载,他认为自己独享,不如与他人共享,“旧藏龙焙,请来共尝。盖饮非其人茶有语,闭门独啜心有愧”[45]。在黄州他还将上好的茶叶寄给朋友周安儒,所赠的茶“灵品独标奇,迥超凡草木”,“香浓夺兰露,色嫩欺秋菊”,饮后“意爽飘欲仙,头轻快如沐”[46]。东坡还送徐君猷家侍妾胜之建溪双井茶和谷帘泉。双井茶是宋代著名的贡茶,谷帘泉位于江西庐山,陆羽的《茶经》称其水为天下第一,可见东坡不仅善知茶,也知水。元丰六年十二月十九,为苏轼生日,王子立以诗为庆,东坡回赠诗歌,同时赠其茶二十一片。
元丰五年三月,东坡去大冶桃花寺向长老求桃花茶栽种东坡。桃花寺有甘美的泉水,用来泡茶,和之桃花茶,清香淡雅,号为桃花绝品。东坡得茶后,作《问大冶长老乞桃花茶栽东坡》,并作诗遥想“他年雪堂品,空记桃花裔”[47]。
元丰六年二三月,东坡在会友的顺道上,上了蕲春的天峰麓,领略了山圃上的春风,“昨日散幽步,偶上天峰麓。山圃正春风,蒙茸万旗簇。呼儿为佳客,采制聊亦复。”[48]蒙茸万旗簇,自然是品尝了蒙茸的团黄茶。《茶谱》记载,蕲州团黄茶油一旗二枪之号,言一叶二芽也。所谓一旗二枪,是一枝三叶,尖端一叶为旗,左右两叶为枪。[49]
东坡爱茶至深,以致烹茶之事入梦。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大雪始晴,东坡梦中见有人以雪水烹小团茶,佐美人清歌以饮。在梦中自己作了回文诗,醒后记得其中一句云是“乱点余花唾碧衫”[50]
,于是续之为二绝句。记下了梦中“红焙浅瓯新活火,龙团小碾斗晴窗”[51]的场面,烹茶之事入梦,从另一个方面也显示了东坡对茶的情有独钟。
“苏东坡是诗人,能见到、感到别人即便在天堂也见不到、感不到的美。”[52]在热爱生活的苏轼这里,饮食文化不仅仅是俗世生活的重要的一部分,散发着生活真实的乐趣,充满生命力,更能从中提取出高度的审美品位,他以诗意的心境去感悟,去品味。经过东坡的灵巧之思,平凡的饮食生活显示出了不平凡的雅的意蕴,带有浓厚的美学色彩,形成了东坡所特有的渗透着强烈的文化意识、美学意识的饮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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