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是我党我军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记实散文）

            吴占夫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生死攸关的会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且敌人已经摸清了红军的下一步行动。共产党和红军面临着全盘覆灭。然而，在那个历史岁月，毛泽东在党组织里处境非常不好，甚至受到部分同志的排挤。

    一、红军危在旦夕

    为什么毛泽东受到排挤，甚至一度被封锁发言权？这要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说起。共产国际在早期的中共开展的各类革命运动中都投入了一些金钱，中共是沿着苏共的经验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所以在摸索、借鉴的过程中，是共产国际在中共当家，这就导致中共所遭受的惨剧，共产国际要负很大的责任。

    陈独秀被排除出中共中央。他的确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然而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错。他也意识到一些问题，但他没有“一票否决权”。他拒绝参加中共六大，因为中共六大要在苏联召开，陈独秀很不理解。他说：“中国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是我懂中国革命，还是斯大林懂中国革命？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在中国研究？”“中国革命还是要中国人来领导。”陈独秀看到很多同志无辜牺牲后，他已看清问题的本质：中国的革命必须要由中国人来领导，外国人根本不了解中国国情和中国人。毛泽东同志也在摸索和失败中明白：中国的革命必须要由中国人自己掌握。

    1931年赣南会议召开，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拿下了李立三、瞿秋白等人的政治局委员席位，推举王明上位。王明一跃成为中共最高领导层。并且取消了毛泽东同志的中央苏区领导人职位，取而代之的是项英。共产国际和王明之所以要毛泽东退出领导班子，是他们认为毛泽东没有去过苏联，没有参加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说白了，就是王明的思维和共产国际在一条路线上。

    毛泽东的思维则是从实际出发，立足于当时的国情。王明的思维脱实入虚，毛泽东的思维是符合中国实际。在革命运动中，思维不同会引起巨大冲突。一旦某次运动失败，就意味着许多同志牺牲，意味着离革命目标越来越远。当时王明和共产国际认定毛泽东思维绝对错误。所以毛泽东被排挤出了领导班子，但是毛泽东军事指挥权并没有被完全架空。随着反动派的五次围剿铺天盖地，项英的指挥能力露出短板，所以又让毛泽东到前线指挥红军的战斗。对比之下，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能力确实是超出常人的出色。

    可是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王明开始膨胀了，他以为反围剿的胜利是他领导得当的缘故。所以他提出要去围攻大城市，像苏联的十月革命学习。毛泽东一听就觉得不可取。当时党组织从大城市转到农村，是因为我党我军在大城市压根没有基础。贸然去解放反动派势力最强的大城市是以卵击石，极其冒险。王明提出解放大城市的主张，毛泽东坚决反对，并且给出了充足的论据。但是，此时已经膨胀的王明，听不进毛泽东的意见。他认为毛泽东是“狭隘的经验主义者”，“没有见过大世面”，带有偏见。如今，毛泽东坚决反对他的意见，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更加不好，从偏见变成了对毛泽东个人的人身攻击。

    在1932年初，毛泽东对同志们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大概率会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毛泽东的观点没人赞成。那段时间他得了疟疾，提出休息一段时间。王明、项英一听正好，让他去山上休息。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被架空之后，蒋介石亲自上前线，带来一百万国民党部队，要全面消灭红军。王明照搬苏联经验，第五次反围剿就是在他的指挥下失败的。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依然上前线出谋划策，他与共产国际派驻中央苏区的代表李德沟通战术。然而李德也好，王明也好，都嘲笑他是农民暴动出身，只懂游击战，不懂大兵团作战，永远不懂苏联红军的战术。

    当红军面临巨大失败的时候，李德、博古等人居然想和反动派“同归于尽”。毛泽东的意见不被领导班子采纳，他曾多次仰天长叹：同归于尽？这个词是乱喊的吗？只有红军有生力量尽可能保存下来，革命才有希望。明明可以活下去，为何要错误的指挥牺牲那么多红军战士生命？为什么革命还没有成功就想到与敌军同归于尽？可是敌军人多势大，不可能跟红军同归于尽，明明是红军的处境更危险。

    眼下红军危在旦夕，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周恩来、朱德等人意识到必须要召开大会讨论一下，红军该何去何从？红军的出路到底在哪里？中国的革命究竟谁说了算？

    二、沟通筹备会议

    1934年，毛泽东因疟疾养病，遇到了受伤留居一处的王稼祥。王稼祥看到毛泽东非常高兴，嘘寒问暖之后，王稼祥直接问：“毛泽东同志，你对眼前的局势有什么看法？”毛泽东沉默半天，也许因他发言曾被多次打击。这次他却反问王稼祥。王稼祥是个直性子，他直言：“不能再让李德、王明他们继续指挥下去了，不然就完了。”毛泽东继续问：“那你认为我们如何才能摆脱险境？”王稼祥回答：“我没有想到破局之法，所以想请教你的看法。”毛泽东一听，心里有数了，王稼祥这个人能听进去不同意见。他就把自己的看法一五一十讲了出来。王稼祥越听越激动，兴奋地说：“一针见血，鞭辟入里。”毛泽东继续说：“蒋介石已经预判到我们下一步的行动，布下了天罗地网，如果我们再往里钻，后果不堪设想。”王稼祥说：“我也知道这个情报，但是博古他们一意孤行，如果不改变路线，那中国革命还有未来吗？”他们两个越聊越深，讲话越来越直接。他们都意识到：如果还按照李德他们继续照搬苏联的经验，中国革命就完了！毛泽东心痛无奈：“可惜，我改变不了眼前的局面。”王稼祥看着毛泽东说：“你能！现在很多同志都赞同你的意见，你之前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也许当时我们不这么认为，但现在经历了惨败，验证了你之前的高见。”末了，王稼祥告诉毛泽东：“我和政治局一些同志交流过，他们很赞同你的建议。这几天，我会继续跟其他人交流。我们危在旦夕，不能再拖拖拉拉。”王稼祥果然和政治局其他同志进行了深入交流，他把毛泽东的方针和建议据实以告。越来越来越多的同志意识到：毛泽东的意见能够带领大家脱离险境。

    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等人也进行交流，大家达成了一致的意见。王稼祥又和聂荣臻讲了毛泽东的战略意见，聂荣臻这时也在养伤，他一听很高兴：“早就该让毛泽东上去领导了。”遵义会议召开前，党组织先召开了紧急会议，他们探讨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方针是不是可取，是不是按毛泽东的意见应对目前困境，多数人都支持采纳毛泽东的意见。

    在这次紧急会议之后，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上，周恩来等同志极力主张实行毛泽东的方案，毛泽东也阐述了自己的意见。李德等人一如既往地表示反对。可是大多数同志都表示赞同毛泽东的建议，李德反对无效。红军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方针行动，不仅避开了蒋介石安插在湘西的敌军，反而解放了遵义。毛泽东的正确指导已让众人认识到：拿掉王明、李德的指挥权，刻不容缓！

    三、召开遵义会议

    在1935年1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秦邦宪、何克全、王稼祥、刘少奇、邓发、李卓然、聂荣臻、刘伯承、林彪、杨尚昆、李富春等人聚集一起，召开遵义会议。会议一开始，博古在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时，避重就轻，且把失败原因归结到客观因素上。实际上，召开遵义会议不是为了批评李德、博古等人，而是要给中国革命找出路，解决眼前的险境。但是博古等人的态度，更加让大家认识到：最高领导必须换人！

    博古发言后，张闻天和周恩来站起来阐述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看法，明确指出是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导致了失败。李德等人听了脸色不好看。接着，毛泽东站起来，表述自己的看法。他说，前四次反围剿之所以胜利是因为战术得当，实事求是。但是第五次是因为李德、博古等人的教条主义和左倾冒险想法，导致失败。然后，毛泽东把五次反围剿的战术一点一点地讲得清清楚楚，说李德、博古等人的战略指挥是：防守的时候很保守，进攻的时候太冒险，撤退以逃跑为主。毛泽东的发言，已把两条路线的对立完全挑明。到了这个时候，同志们必须要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必须选择一条最适合红军的路线。就在这时，会场很需要有第一个站出来表达自己主张的人。可是，一时之间没人发言。

    就在这关键时刻，王稼祥站起来了：“我完全赞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意见，以前他多次提出正确的指导方针，没人听。如果早点采纳，也许我们不会落到如今这步田地。”刹那间，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王稼祥身上。王稼祥详细阐述了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说：“毛泽东同志在军事指挥上的能力有目共睹，在危急时刻他提出的意见你们都不听，就是因为你们不听，所以导致了失败”。

    王稼祥这话一说，李德立马抬头了，他晓得说的就是他，投去了不开心的

目光。但是王稼祥到了这一步，已经无所谓了。他继续说：“李德一个人掌握领导权，听不进其他同志的不同意见，而且其他同志提出不同意见，还受到惩办和压制。这种领导方式给党组织带来了极其严重的不良后果。”

    王稼祥痛痛快快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他最后，斩钉截铁地说：“红军的领导权应该交给毛泽东同志。因为毛泽东同志确切结合了中国革命的客观经验和国情。他虽然没有去过苏联，但是不代表他不懂共产主义，他才是最懂中国革命的人。必须由毛泽东这样的中国革命家领导中国革命！我们才能化险为夷，才能实现革命目标！我建议：现在就该改组中央军事指挥机构，让毛泽东同志搞军事指挥！取消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王稼祥的发言掷地有声，如同平地响雷。王稼祥发言后，刘少奇、彭德怀、朱德等一个个站起来表示拥护毛泽东为领导的意见，而且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给党组织带来的“灭顶之灾”。

    拥护毛泽东的呼声震天，李德、博古等人即使心不甘情不愿，也只能接受大多数人的意见。最终确立让毛泽东同志掌握最高军事指挥权，让毛泽东担任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取消了李德、博古的指挥权。遵义会议挽救了岌岌可危的中国共产党，拯救了面临“灭顶之灾”的红军，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也让众人意识到中国革命必须由中国人来领导。

    博古的领导权被拿下，心里并不好受，可能他也没有意识到自己路线的错误。周恩来找他谈话，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最后一段话令博古动容：“谁做书记？谁掌握领导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党的领袖。只有能不断领导红军打胜仗且能不断得到大家拥护的人，才能当这个领袖。而毛泽东同志就是符合这个要求的领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