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式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PBL）、探究式学习、研究性学习、任务驱动式学习等，是当今许多国家的学校提倡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PBL。

与传统的“讲授——接受——检测反馈”式的教学模式不同，PBL的学习方式是围绕着学生自己发现或提出的感兴趣的问题所展开的学习活动。以往大量的学生学习实践表明，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学生往往会表现出高度的主动性和学习热情，学习内容常常是跨学科的，学习过程常常是小组协作式的活动，学习成果的呈现形式是多样的；而“讲授——接受——检测反馈”式的教学主要是要求学生学习课程标准和教材所规定的知识内容，带有一定的强迫性，学习内容主要是单一学科的，学习的过程主要是学生个人按照一定的程序（听讲、作业、复习、考试）进行，学习的结果主要呈现在卷面上。两者相比，前者是开放的，不限于具体的知识内容和具体的学习形式，后者是相对封闭的，学习行为是单调的，学习的知识内容和评价方式是单一的和确定的。以往的教学实践证明，与“讲授——接受——检测反馈”的教学过程相比，PBL的学习方式在发展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以及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实践能力和社会能力方面更加有效，教育价值更加丰富。

学校教育必须面向未来。我们设想一下，今天的在校学生，10年后或15年后，当他们走入社会时，会面对怎样的社会和怎样的职场？他们会处于怎样的工作环境和工作状态呢？他们能不能都进入像中石化、中石油、中国电信、中国银行、国家电网那样的大型国有企业工作呢？或是进入像微软、麦肯锡、“四大”那样的大型跨国公司？或者都进入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

2019年9月2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在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截止到2018年底，我国中小企业的数量已经超过了3000万家，个体工商户数量超过7000万户，贡献了全国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和80%以上的劳动力就业（https://finance.sina.com.cn/）。另外，据中国报告大厅（www.chinabgao.com）网站提供的信息，目前我国中小企业有4000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9%，贡献了中国60%的GDP、50%的税收和80%的城镇就业。目前我国人口中，15-59岁的人口比例为68.70%，约9亿人。也就是说，我们绝大多数企业（公司或工作单位）的规模平均为25~30人，属于小微企业。15年后，我国这一年龄段的人口仍大约为9亿，企业（公司或工作单位）的数量可能仍与现在差不多，甚至更多。也就是说，未来的绝大多数人都会在一个20~30人组成的团队中工作。

《德勤 2019技术趋势报告》对社会的这一特征做了更为生动的描述：“10年前不可能出现的技术体系，现在已经有可能实现，无论怎么形容这些技术奇迹都不为过。当Facebook以10亿美元收购Instagram时，Instagram仅有13名员工，其中有6名员工开发通才。手机游戏《神奇宝贝Go》《Pokemon Go》以最快的速度打破了1亿美元总收入的记录，而创造这项纪录的员工总人数还不到40人。……这并不是‘小鱼吃大鱼’的故事，而是‘快鱼吃慢鱼’的故事。”小型的高科技公司常常就是这样的“快鱼”。

既然未来社会上会有几千万个职业团队，那么社会上就需要有几千万个法人，有几千万个领袖或CEO，就需要千千万万具有领导力的人。这些职业团队所从事的大多不是传统的业务，而是具有开拓性的或创新型的工作，也就是说，每个团队都必须有足够强的创新能力和创业能力，不断产生技术创新成果。而在这样的较小规模的职业团队中，每个人都可能承担着独当一面的工作，发挥各自的长项，彼此之间通过内部沟通实现良好协作，共同完成工作任务，同时通过与外部的良好沟通，开展活动，开拓市场。这就是说，未来职场既要求每个人具有良好的沟通协作能力，又要具备自己的长项，具有独立工作的能力。

即便是从事纯粹的学术研究，这些能力也是必要的。今天的学术研究已经不再是一种闭门造车式的个体活动。未来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越来越多的呈现出一种社会性劳动的特征。《知识的错觉》一书的作者史蒂文·斯洛曼（Steven Sloman）和飞利浦·费恩巴赫（Philip Fernbach）指出，“今天，知识的共生性前所未有的重要。交叉学科已在众多科学领域中如此普遍，其涵盖范围之广，使掌握做研究所需要的全部知识变得不可能。科学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他人来开展研究。”作者进一步举例说，“……医学文献资料库是一个包含生物医学领域已发表的上百万文章的数据库。每篇文章的作者的平均数已经从1950年的1.5人增长到2014年的约5.5人，增长了近三倍。这意味着，当今发表一篇论文需要一个平均约6名科学家组成的共同体完成”；“2012年希格斯波色子的发现……没有上千名来自40个国家的物理学家、工程师与研究生的努力，希格斯波色子将永远不会进入我们的视野。”

正因为今天的教育要面对这样的未来，所以各国的教育研究者都高度关注学校教育应当培养学生具备哪些关键能力或核心素养，才能适应未来的职业与生活。

《让学校重生》一书的作者肯·罗宾逊和卢·阿罗尼卡，将关键能力概括为“8C”——好奇心（curiosity）、创造力（creativity）、批判性（criticism）、沟通（communication）、合作性（collaboration）、同理心（compassion）、沉着（composure）、公民性（citizenship）。

IB组织提出的培养目标，要培养学生成为：探究者、知识渊博的人、思考者、交流者、有原则的人、胸襟开阔的人、富有同情心的人、敢于冒风险的人、全面发展的人、反思者。

OECD国家启动了“素养的界定与遴选：理论与概念的基础”项目（1997年2月），确定了三个维度的九项素养：（1）能互动地使用工具：互动地使用语言、符号和文本；互动地使用知识信息；互动地使用新技术。（2）能在异质群体中进行互动：了解所处的外部环境，预料自己的行动后果，能在复杂的大环境中确定自己的具体行动；形成并执行个人计划或生活规划；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能保护及维护权利、利益，也知道自己的局限和不足。（3）能自律自主的行动：与他人建立良好关系；团队合作；管理与解决冲突。

国际组织招聘公务员要考查“八大核心能力”：沟通（Communication）、合作(Teamwork)、组织与策划(Planning and Organizing)、责任(Accountability)、创造力(Creativity)、客户导向(Client Orientation)、持续学习(Commitment to Continuous Learning)、运用技术的意识(Technological Awareness)。（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永辉《国际组织录用标准及评价维度》）

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从教学大纲到课程标准、三维目标以及今天提出的中国学生的核心素养（略），这一系列改变也是为了应对这些社会变化与发展的。

从以上我们可以认识到两点。第一，面对未来，教育应当培养学生具备哪些关键能力和素养，世界各国有着广泛的共识，在具体内容上有着很大的交集；第二，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即“讲授——接受——检测反馈”式的教学模式，显然是很难培养学生这些关键能力和素养的。项目式学习、探究式学习、研究型学习、任务驱动式学习过程，与真实的学术研究工作、技术创新工作和职业情境较为接近（参见《剑桥学习科学手册》）。虽然我们也认为，上述关键能力和素养在真实的职场工作环境中培养和提升最为重要和有效，但在学校教育中，让学生获得初步的体验和经验也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