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当学雍正的“对策政策论”

    “我的改革方案很简单：自购私车，上下班每月补贴500元，到外地实报实销。”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连续5年在两会上呼吁公车改革的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再次发生发出车改的呼吁。不少代表、委员也在大声疾呼。

像叶青这样的官员，天下为公，致力车改，在利欲熏心的当今社会，实属难能可贵，我们应集体为他鼓掌！

相比之下，我们的有些官员，贪占有巨额财富，却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一提到公车改革便“躲猫猫”，要么装聋作哑，纵使雷打炮轰都岿然不动；要么大耍无赖，活生生地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之态，大有“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架势。这些人的政治和社会地位相当强势，却完全代表着腐败集团的利益。

其实，对公车使用问题，国家不仅有政策，而且三令五申。按照中办、国办《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1994年出台），只有正省部级干部才能按一人一辆配备专车，副省部级干部保证工作用车。但实际情况却是，别说局长、处长，连科长、科员都享用上了公车。

说白了，公车改革是一种利益的重新分配和博弈，而行政官员群体作为既得利益者，成了最大的阻力。于是乎，车改成为一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躲猫猫”游戏，对相关法规进行百般践踏和调戏。

想当年，大清帝国的雍正皇帝即位时，情况也非常糟糕：因吏治腐败、贪墨成风，导致税收短缺、国库亏空，严重危及大清根基。洞悉官场流习和积弊的雍正，针对官吏们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反其道而行之：“下有对策，上有政策”。即：先研究你的对策，再出台我的政策；我的政策是针对你的政策来的，看你还有多少对策？我们姑且称之为“对策政策论”。结果，刀刀见血，剑剑封喉，贪官污吏们全都傻了眼。由此，帝国的吏治为之一清，国库储银大为充盈，以至留下“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赞誉。

“我们可以将公车改革看作一个风向标，如果公车改革这样一个具体而并不复杂的改革都无法向前实质性地推进，那些更为复杂的、会触动重大利益关系的改革就更加困难了。”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忧心忡忡地说：“保守估计，我国每年用于公车采购的支出超过3000亿元，大大超过年度国防开支，成为财政不堪重负的包袱和增加政府行政成本的一个‘大漏斗’。”

据悉，中国目前拥有300多万辆公车，公车私用的比例高达三分之二，以至于公车每公里的运营成本是同类型出租车的6倍多，而每辆出租车的工作效率为公车的5倍，但运营成本仅为公车的13.5%。其个中猫腻五花八门，令人痛心和愤慨。

为此，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建议，国务院应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出台“行政机构资产瘦身计划”，统一取消厅级干部以下的公务用车配备，取消“保证工作用车”、“相对固定用车”等模糊规定，将现有超量公车集中拍卖，全部转让给个人所有。取消公车配备以后，按行政级别和交通成本不同，由地方自行规定相关制度，给个人发放交通补贴，既有利于提高公务员收入，也有利于整肃行政机关作风。

对如此合情合理又合法的建议，那些执意“躲猫猫”者，自是充耳不闻，不为所动。不知他们“躲猫猫”能躲到何时？

                           （董聚山写于2009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