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其学校的“弹丸”之小可以想象，就像我们入住酒店的房间狭窄一样。

    我们观摩学习的学校占地面积一般在3- 5千平方米，所有的课室、实验室、图书室、电脑室、多媒体学习中心等全挤在一栋楼房里。学校几乎连一个标准的篮球场也没有，有些最多也就只有一个或半个篮球场，也都是见缝插针似的建成的。

    物质空间的狭窄，却能激发人大胆的思考想象；香港“弹丸”之地的校园，同样激发着师生们的想象创造力。这样的想象创造，使他们教育发展的空间得到了不断延伸和拓展，而在这不断延伸和拓展的教育发展空间里，我们也不难看到香港教育工作者的那种求真务实的精神。
    这样的校园空间，跟我们内地动不动几万以上平米的那些“示范”“重点”中学的豪华气派没法比，但是香港同行们却展示他们不一样的教育发展空间，使我们感觉令人汗颜的差距的存在。

    在与信义中学交流当中，我比较关注学校的管理，向他们提了一个问题，你们是怎样管理教师的？问题一提出，坐在对面的三位信义中学最高行政官员面面相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还是梁校长反应比较快，他拿过话筒，缓缓地说：管理教师当然有，作为校长，我既然有聘任教师的权力，理所当然也有解聘权，只是真正解聘教师有一套繁复的程序要走，因此，我一般不会启用这种权力的。说罢，他看了看我，觉察到这样回答似乎还不能满足我，于是，他又接着说：我想，我与教师也都是同工（相当于内地说的“同事”）关系，大家一起做事业；所以，更多的时候，有了问题，我就和大家一起检讨反思，看看问题出在哪里，想法怎样把它解决。
    梁校长的回答已经很努力，但我还是多少有些失望。因为，内地学校的“管理”是以名利为目标的激励鞭策机制；而所谓“激励鞭策”就有奖惩措施，说到底，就是将教师的工作与物质的精神的利益挂钩。如此一来，“管理”者如果没有“奖惩”的权力，似乎就“英雄无无用之地”了，而被“管理”者，如果“激励鞭策”不与名利挂钩，那么工作就会失去了动力，行为就会失去了约束。按照这样的思维模式，当然无法理解他的“管理”，怎么没有涉及考试排名检查评比，甚至连职称评审也没有了。
    梁校长见我还在疑惑，就补充说：校长当然是领导，但这领导只是业务上的领导；我不是老板，老板是政府，因为教师的薪水是政府拨付的。这时，一旁的业务副校长进一步说：领导就是负责做事，每一个人都有事情要负责，在具体工作中也都是领导；比如我作为业务校长，负责的是全校的教学工作，但作为一个教员，在具体教学上又必须接受科主任（相当内地的教研组长）的领导。信义中学的行政官员补充这“领导”之说，强调的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彼此只是平等的同事关系。
    后来在分组交流时，我们的交流更具体。有人问道：作为教师，你们的工作压力主要来自哪里？他们回答说：就是教学任务比较重，每天课时达三四节之多，而且还不是同一个年级的，甚至有时还要跨学科。我们接着问：这么多课，教案怎么写得过来啊。说到教案，他们感到有些不解。我们便追问道：难道你们学校不要检查教师的教案吗？那位业务副校长回答了我们的疑问，他说：我们没有教案这个说法，更不会检查教师备课的情况；作为一般性的课堂教学情况的了解，我们只会相互观课（相当于内地说的“听课”），最多，科主任把学生作业拿来看看，了解教师批改情况，做得好的，就让大家来学习，做得不够好的，就提出来，大家来分析反思，商量怎样改进。
    听到此，我们似乎更不理解了，于是就问：那你们怎样评比教师的优秀呢？“优秀？”信义中学的科主任很不解的反问道，“优秀，不就是每个教员的特长吗？比如胡老师普通话标准，这就是他的优秀；而谢老师（坐在我身边的男教师）幽默风趣，上课时旁征博引，能吸引学生，这就是他的优秀；而我比较注意细微处，能在细节上找到精彩，这也许就是我的优秀。每教员的优秀加到一起就成了我们学科组的优秀，就构成了我们学校的优秀。为什么要评比彼此的优秀呢？教学工作是教师自己的事，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努力为学生服务。”
    交流到此，我感到与这样的教师相比，我们不在他们的那个层次上：教师的工作，对于我们来说，很大程度上还只一个赚钱谋生的职业；而对他们来说，教学已经真正成为了一种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事业。
    见我有点茫然无语，坐在我身旁的教师，就悄悄地对我说：其实，我们这里很少谈“管理”；我们讲的更多的是“服务”，行政后勤为教学服务，教学为学生、为家长服务。
    由“管理”到“领导”，再到“服务”，标志的是内地与香港教育工作者不同的观念：说“管理”的，关注的是一种驱使别人干活的权力；说“领导”的，注重的是自己工作的责任；而说“服务”的，强调的是一种义务，追求的是一种境界。